“亲情反腐”与“亲亲相隐”不矛盾

　　安徽省砀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刘江辉，因为犯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本案的最特殊之处，在于案发主要因为刘的前妻和儿子的检举。为保存刘江辉办公室里的保险柜中的证据，等待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刘江辉的儿子将自己绑在保险柜上，坚守了八天八夜。这一过程，被称为“亲情反腐”(《检察日报》)

　　“亲情反腐”，举报亲人的腐败行为，送他上法庭，与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亲亲相隐”原则，并不矛盾。

　　所谓“亲亲相隐”，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过，不相互检举告发，且实际形成为法定权利。法律体系中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割裂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今天，“亲亲相隐”原则体现于许多国家的成文法，实际为国际惯例。在我国，《论语？子路》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句，已见“亲亲相隐”理论。汉宣帝时起，直至民间，近2000年间，“亲亲相隐”原则都不同程度地明确于中国的刑律。今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便是“亲亲相隐”原则的重入法律体系。(《北京青年报》)

　　但“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意义上，只是说，亲属间有权利相互隐瞒罪过，虽法庭也不能强迫其相互检举告发，而绝不等于说，必须相互隐瞒罪过，相互间检举告发不能被法庭接受。也就是说，“隐”与“不隐”，选择权利在个人，不容任何力量剥夺。“亲情反腐”与“亲亲相隐”，都是法定权利，而并非是法定义务。所以说“亲情反腐”与“亲亲相隐”原则不矛盾。

　　“亲情反腐”，在具体案件中，是刘江辉被自己的前妻和儿子告发，法律以至整个社会接受其告发，法律调查告发内容的真实与否，但法律乃至整个社会不要追问告发动机，不要追问其为什么要放弃亲情。人心复杂，比天空海洋更宽阔；人心隐秘，甚至不完全受本人控制，所谓动机，岂是他人能真正追问出来的。

　　正因为此，对于“亲情反腐”，法律以至整个社会不能硬行干预，不能强迫检举告发或禁止检举告发之外，也不能在公权力层面上作道德评价。譬如，简单地将“亲情反腐”定义为大义灭亲首先是不准确的，人心复杂隐秘，谁能保证“亲情反腐”的初衷是所谓大义？以公权力方式给予奖励、颂扬更不行，那就是以奖励方式认同、诱导亲属间的检举告发，直接将公权力摆放在人类道德的对立面。当然，不同个人、群体自由对“亲情反腐”作道德评价，无论赞同或者反对，是不受限制的。

　　尊重人类的道德，尊重人的情感，法律必须在人类的道德、人的情感面前保持敬畏，在人类的道德、人的情感的最后禁园前止步，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是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和谐相处的伦理基础。(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