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依赖折射社会信任度下降
——公共安全感不足、不同个体间缺乏信赖，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使个人隐私让位于防范需求
不久前，笔者到一家国字头银行办理转账业务，由于不是工作日，柜员告知周一再来。因为存折挂带的银行卡丢失，征询柜员意见，当日先办理了银行卡挂失手续。然而，周一前往银行转账时，却被告知因为挂失冻结了资金，不能转账。
几经协商，银行同意协助办理解冻手续。虽然笔者带着身份证件和当时的银行签字文件，但是银行一再坚持要调阅当日监控录像确认是本人才能办理。
“有证件，有签字，为何还非要看录像？”“我们当然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既然有录像，还是看看吧！”虽然理解银行的做法，但是被怀疑的感觉的确不是那么自在。
不仅针对个人的信任度差，目前，对于一些公共事件，人们想求得真相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看到当时的摄像监控视频。而在这些事件中，又常常出现视频被删改的质疑之声。
一定要借助摄像头这样的技术手段才能获得真相吗？有了技术手段，就一定能获得真相吗？无论有怎样的疑问，在我们的生活里，摄像头还在不断地增加——城市网格化管理，要装很多摄像头；想知道孩子有没有被保姆虐待，在家里装个摄像头；要了解职工在岗位上的情况，在办公室安个摄像头；甚至妻子防止丈夫出轨，都用上了摄像头。摄像头依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谁愿意生活在监视之下？但是为了安全，我觉得值得。”北京凯旋城小区一位业主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之所以需要电子监控设备，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秩序存在问题，一方面公众之间的信任度在逐渐地降低，而另一方面社会管理的成本在不断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电子摄像监控设备强化社会管理，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乔新生说。
“互相缺乏信赖，缺乏公共安全感，这是很多人的普遍心态。因此，防范成了第一需要，隐私已经让位。”王俊秀认为，“监控”的预设就是不信任，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监督，但应当有法规。除了监控场所外，监控主体更要严格限制，比如前段时间网络出现的雇主在家安装摄像头监视保姆的事件，雇主的行为就是明显不当的。
乔新生认为，电子摄像镜头的过量增加，说明社会管理机关出现了社会管理技术主义的倾向，一些监管机构不是把主要的资源用于街头社会管理，而是习惯于通过摄像镜头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做很容易出现权利和义务失衡的现象，如果社会管理机关过分依赖电子摄像监控设备，那么，公民的权利就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当前，我国电子监控设备不足和电子监控手段滥用的现象同时存在。”乔新生认为，这一方面反映我国社会管理电子化还没有步入有序轨道，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我国执法机关在借助现代电子监控设备强化社会管理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公民的权利。
“使用电子监控设备，必须有法可依。只有不断强化公民的知情权，满足公众的监督权，我国的社会管理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乔新生说。(孙秀艳 徐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