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1911年，中国发生了比较完全意义上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仅仅过了十年，192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两个伟大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循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新的阶级力量及其领导者、组织者的出现和担当；同时，辛亥革命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复杂社会矛盾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呼唤着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至高无上的皇权都可以推翻，这一事实本身就大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大大地推进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道路拓宽了视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
但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和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上也没有完成这一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任务。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对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这就是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领事裁判以及租界等等一概有效。临时政府以为用这样谦恭的态度能够换取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甚或停止进一步的侵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仅仅过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诱饵，于1915年5月9日强迫袁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亡国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我国的山东省、东三省的南、东部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合办某些地方的警察局、军械厂，把一些地区的铁路建造权、开发矿山投资优先权让与日本，等等。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时期，日本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为由取得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的抵押。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为由，控制了我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谓中国参战军的指挥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段政府以共同抗敌为口实，于1918年5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
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假冒拥护“共和”，骗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政权一到手，就展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一手导演了暗杀国民党著名活动家宋教仁的丑剧，不久又取缔解散国民党。他对民主共和的标志——国会，也嫌其掣肘，下令解散。他废除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孙中山先生参与制定的规定主权在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南京临时约法，炮制了赋予他个人极大权力的宪法，为他当皇帝铺路。为了当皇上，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弃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系，同时各省还有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小军阀。中国出现了一个去掉一个清朝皇帝，接着又出现了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即大小皇帝的局面。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取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在各自的洋主子的支持下，扩充实力，从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斗。战乱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先进分子、革命人士诬为乱党，对其捕杀不已。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就是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刑架下。他们豢养了那么多兵丁，兵丁要吃饭穿衣，就靠横征暴敛。这就使已无生路的苍生百姓除了反抗只有灭顶。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这种矛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以各种形式抗争，力图解决。农民群众斗争了，但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过，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过，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但在彻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问题上，也失败了。
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呼唤着彻底解决。出路在哪里？依靠哪个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作出了回答，只有依靠新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产生、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参加了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不仅获得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而且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同时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
这些条例细则，虽然不够完善，有的公布后并未实行，但总体上看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这就开创了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再加上当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培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发展，据统计，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
与产业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这些人与产业工人一样处于社会最有底层，靠出卖劳力活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具备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培育出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了解和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生活艰辛和苦难。所以当斗争需要时，他们很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陷敌于孤立。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
辛亥革命时，许多地区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由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共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有记载的罢工就达到130次，罢工的规模也扩大了。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罢工的威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时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坚持斗争，这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很快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最终使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中国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阶级。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必须取得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在这一先进思想指导下，组成与旧式会党、行会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司令部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