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试验田”
广东“单独二胎”论证的参与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考量“单独二胎”放开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长风险，就要看其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的规模。“城市妇女的初育年龄一般要二十八九岁。加上两个孩子出生之间的合理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合理年龄应该是三十一岁左右。”这样推下来，如果2011年放开“单独二胎”试点，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应该出生在1980年前后。“看这一政策是否会造成‘出生堆积’，就要看出生在这一时期的独生子女的规模有多大。”
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1980年前后中国和广东在人口问题上的大背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这是中国计划生育的纲领性文件。接下来的近4年时间里，这一“提倡”事实上演变成了强制。这封没有对城乡区别对待的《公开信》，事实上将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准一胎化”时期。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计划生育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1980年2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个《条例》里，二胎并没有被严格限制。《条例》中不仅有对在其颁布之前生育二胎的奖励规定，对于超生费的收取，也只将对象限制在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者，以及生第二个子女和第一个子女之间间隔不足四年者。
1986年，广东省对上述《条例》进行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
在举国收紧的大背景下，广东省之所以能保持一方宽松的环境，既与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有关，也与当政者的观念有关。任仲夷在1980年11月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前，时任副总理万里给了他一个“尚方宝剑”：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而任仲夷本人对于人口问题，也有不同于彼时官方主流的理解。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广东省的经济建设，依靠大量有海外背景的投资。宽松的人口政策，是其投资环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丘海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省的计划生育中，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私企老板。
广东省本地文化对男孩的强烈偏好，在“官弱民强”的政治生态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让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彭希哲说，这种偏好，一方面与当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沿袭多年的宗族观念有关。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偏好会转化为较高的生育率，在政策收紧时，它又异化为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如此总结：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1997年之前，广东省实际上执行的是“城市一胎、农村二胎”的政策，广东也因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二胎试验田”。
相对数量偏少的“单独”
这个“二胎试验田”里产出的独生子女数量，事实上可以通过几个数字大体推算出来：假设当时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二胎、城市生一胎”，则城市出生人口在总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体相当于其城市化水平的二分之一。1980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总量为118.31万人，当年的城市化率为17.4%，城市的新出生人口数量=118.31×17.4%×1/2=10.28(万人)。这个数字可被大体视为广东省当年出生的独生子女总数。
这一数字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2005年独生子女的数量往前推，1980年全国出生的独生子女数为275万。广东省在其中占比3.6%。这比同期广东总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低了2.2%左右。
为了看得更直观，还可拿在人口总量上与广东相差不大的江苏省做一对比。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的人口总量为59299220人，江苏则为60521114人。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润龙的研究，江苏省1980年独生子女的规模约为89万人。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广东和江苏同时在2011年放开“单独”，江苏省的人口增长量可能为广东的8倍多。
与广东相反，江苏省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将农村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一胎半”的时候，江苏仍然坚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国固守此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四川省)。另外，该省也是进入“单独”试点呼声最高的省份之一。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独生子女的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位，广东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在20位左右”。
在确定要进行“单独”论证后，张枫找到了4个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彭希哲说，课题组最终的论证结果是，广东省放开“单独”二胎，将为其带来最多十几万人的增长，而在非拥挤年份，这个数量只有几万人。
这个增长的数字，或许会有些偏差，因为计算的过程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比如生育意愿，真实的生育意愿很难获得，就只有多设置几个参数。翟振武说，对于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他的团队就在0.5～0.8之间引入了多个参数，得出了多个结果。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广东省育龄期独生子女的数量在全国的排名偏后，但并不构成其优先试点的充分条件。“观察这个事有两个角度：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广东试点的紧迫性不如上海、北京；如果不做比较，只看广东本身的情况，它(人口政策)就应该动。”
张枫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放开“单独”可能造成的人口增长，广东省可以承受。“目前广东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2.1个被认为是合理水平，即更替水平)在1.7左右，已经连续十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我认为在1.8～2.1之间是最好的。太低了，不符合发展需要。”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对于广东省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十二五”放开“单独”，“十三五”搞城乡一体化。“‘一个好，两个妙，三个地球受不了。’我相信，我的观点能够被大多数老百姓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