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性别比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放开“单独”对广东性别比和老龄化的影响，短期内效果不彰，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才见成效。
性别比失衡一直是广东久治不愈的顽疾。五普时，广东省的性别比高达100：130(女性为100)，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1988年从广东分出去的海南省。2010年，该省的性比别降到100：109，而出生人口正常的性别比范围，在103～107之间。
翟振武说，放开“单独”对性别比纠偏的作用有限，因为广东的独生子女主要在城市，而性别比的失衡主要在农村。
这一状况早已有之。在1941～2000年间，广东省的性别比只有3年在正常的范围内，没有1年低于106。
按中山大学人口所所长李若建的研究，计生政策与性别比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民众通过数量选择性别；而在数量的空间被压缩后，就异化为通过质量来选择性别(即抛弃女婴)。1997年广东省计生政策收紧后，1998年，广东省的性别比就突破了130。
在2005～2007年间，人口学者宋健、刘爽、王金营、江立华分别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4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执行较为宽松人口政策的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4个试点城市的性别比更为正常，且“越来越正常”。
受访专家说，这表明性别比的变化确与人口政策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人口政策越宽松，性别比越趋于正常。
难撼老龄化？
“单独”放开对于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短期来看，放开“单独”对广东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计算思路，以证明想通过二胎政策的放松来改善老龄化，根本是一厢情愿：2010年，广东省人口1.04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703万人，占6.75%(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数量/人口总量)。如果想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做什么？这703万你不能动，因为那是已经生下来的，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那拨人活剩下的。你只能动分母。分母要加进去1770万人，老龄化才能降一个百分点。而广东户籍人口一年才出生100万！
但是，如果这个1770万分10年加，一年就只需177万人，如果分20年加，一年只需88.5万人。“所以老龄化问题，要放在一个超长的周期当中看。”原新说。
翟振武说，如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到2030年，广东的老龄化可能会降低两到三个百分点。而只放开“单独”，对老龄化的缓解就要小很多。
“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12%。这种较为年轻人口结构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广东2100多万外省流入的人口中，90%以上是15～64岁的劳动人口。如果刨除外来人口，广东省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则为8.98%，比全国的平均数据高出0.11个百分点。
广东省老龄委在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份《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以后的几十年，广东省将以年均接近3%的速度进入老龄化，并于2048年达到高峰。届时广东的老龄化程度将达23.84%，是国际标准的两倍多。届时，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目前的3倍。
抚养比的变化，最终会投射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在1982～2000年期间，中国总抚养比的下降，推动了人均GDP上升了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正是他的担心所在。“如果劳动力人口比例小，创造的财富就会少。为什么欧洲现在延长退休年龄？就是为了增加劳动人口比例。”
丘海雄则指出，随着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相比沿海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内地转移。这是一个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
对于外来人口出走所留下的巨大缺口，彭希哲提出广东省有两个途径加以弥补：一是增加本地户籍劳动力的供应，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血脉；二是产业转型。这两者与计生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前者需要放松农村的计生政策，以增加体力劳动者的供应；后者则需要放松城市的政策，以增加脑力劳动者的供应。
“要考虑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主要还是看它的户籍人口，”彭希哲说：“广东现在是1亿400万人，以后要发展到1亿2000万。与其让外地人进来，还不如自己生出来。对广东来说，总归我要提供1亿2000万人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