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利益分化和观念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正视道德面临的挑战,采取对症下药的策略,唤起和呵护人们的道德行为——
日前,在山东烟台街头,一位73岁老人突然晕倒在街上,许多路人围观,却无人上去扶一把。老人醒来后,只好掏出200元钱请求路人帮助。近20分钟后,一个年轻人将老人扶起,没要钱就离开了。
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正成为一道检验社会道德的测试题。有人照扶不误,有人扶了却惹上麻烦,也有人只看不扶。类似的新闻事件中,原因要么是人心的冷漠,要么是对风险的顾虑。自从“彭宇案”发生以来,好人被讹、好人吃亏的事情时有发生,冲击着道德底线,使原本可以不假思索的扶老行为,变成了一些人眼中“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的事情。你不义,我也不仁,因此谁也别动,谁也别落着好,这样的僵持局面,发展成为道德上的“囚徒困境”。
因此,当老人掏出200元钱作为扶助酬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道德的退却。跌倒者试图以金钱的投入,激发路人的道德热情,却收效甚微。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钱的数目不够诱人,更为重要的是,以利益逻辑来衡量道德行为的时候,善行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经济利益角度看,200元的“奖励”,与一旦被讹上后需要付出的成千上万元赔偿相比,显然更像个“钓饵”,其实际效果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虑。
金钱未能打破的僵局,却被另一种力量瞬间消解了。小伙子挺身而出,做了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与那200元钱的“酬谢”相比,这样的行为才更加可贵。
如果把这一幕截取出来,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问题来看,年轻人的行为,其实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居然成了一个新闻,恰恰从反面映射出目前道德所处的困境,道德力量所遭遇的阻力。在一个利益分化和观念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正视道德面临的挑战,采取对症下药的策略,唤起和呵护人们的道德行为。
破解“扶老”难题,最关键的还是解决道德投入问题,一方面需要为行善者排除现实风险,比如建立助人者免责制度、讹诈者追究制度、见义勇为者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等,为道德行为提供更为有利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使好人免于被诬恐惧;另一方面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如“最美妈妈”吴菊萍所说:我们拒绝袖手旁观。(李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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