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崛起因制度优势 中国式民主大有可为(2)

　　辛向阳：中国政治体制的“三个跨越”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制度要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三个跨越”，较好地满足了这些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有利的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第一个跨越，是用长期自觉选择培养制度跨越了政治领导人更替的风险。

　　第二个跨越，是用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跨越个人专断的缺陷。国外学者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犯大的决策错误？其实，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解决了集体领导的问题，而且越是高层，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邓小平在1986年11月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决定，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

　　第三个跨越，是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跨越单一票选民主的缺陷。票选民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至于多数是否掌握真理、是否正确，票决是没有责任的。而协商民主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可以把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

　　这几个跨越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好的决策机制，既避免了政治动荡，又避免了决策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应霄燕：主权债务危机是当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拉美地区，而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主权债务危机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显示主权债务危机是继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影响现阶段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主要危机形态。各国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办法，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减少财政支出，缩减财政赤字；三是借债；四是增加货币供给；五是货币贬值。前两种办法，既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又会陷入缩减债务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之中。后两种办法并不适合所有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国家，像希腊这些欧元区成员国已丧失了货币供给和贬值的自主权，最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借债来缓解眼下的危机。

　　而美国最可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与货币贬值，向外国债权人转嫁负担以减少债务压力。但是，“以债养债”和重新金融化只会加深和增加不断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家反危机的历程显示，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一种落后、衰退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