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亲见中国辛亥革命的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如此写道，“任何承认清政府统治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人都不会怀疑，如果中国人拥有了极大丰富的知识和高质量的工厂，这个国家将会进步，并能使全世界随着她进步。”
100年后，事实验证了这位西方记者的先见之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研队伍；缺少自己参与就无法解决世界事务的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角色已从世界边缘重返中央舞台。
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代表了人类整体进步发展的价值取向、理性追求，放眼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但道路选择会有所不同。而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又离不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人类的基本共识。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说，如果说国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那么辛亥革命则是这条道路的起点，而中国共产党则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推至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
“辛亥革命百年来的探索和发展，也正是中华民族顺应人类进步发展潮流的过程。”他说。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独立战争前夕的美国分别相似，而且黑暗程度更深，接近“卧在死亡之榻”——封建君主专制极端腐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来殖民者残酷奴役掠夺，民众生活困苦不堪。
就像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一样，中国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也经历了激烈思想震荡，有关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等的历史资料被纷纷引入，社会影响日深。
例如，《法国革命记》、《法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宣言》先后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美国《独立宣言》曾五次全文翻译发表，流传甚广。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衍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表示，辛亥革命顺应了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类进步发展潮流，震动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亚洲觉醒”的主要标志。
辛亥革命还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其中，三民主义乃当时亚洲最丰富完整也是影响最大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列宁曾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给予高度的评价：“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然而，辛亥革命也是一场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能结束军阀割据混战的国家分裂状态，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辛亥革命后，中国按照西方政治理念实践了多党竞争、议会民主制度，但乱象丛生、归于失败，这使孙中山先生设计的现代中国全面建设方略缺乏实践的制度前提和社会保证。中国近代为什么不能外御侮、内振兴，主要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衰败腐化和机械照搬的“水土不服”。
辛亥革命堪称20世纪中国革命的源头，虽然它失败了，但却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为之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它的精神遗产为力图复兴的中华民族所继承发扬。
以欧美为师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表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课题，必须要找到能够指导中华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要找到能够领导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积极弘扬辛亥革命精神，领导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领导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进行了改革开放的新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辛亥革命以来至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完成两大历史重任，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何种理论能够正确解释两大历史任务，它就会成为共同的信仰；何种道路能够引导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它就会成为共同的选择；何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实现两大历史任务，它就会成为共同的旗手。
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作出的正确的“命运投票”、明智的“前途选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正在找回失去的时间和空间，复兴前景一片光明，”于沛说，“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十分丰富，其中最具借鉴意义的当属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有感而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00年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继续奔腾，中华民族顺应世界潮流的决心和毅力依然不息，并将通过自己的复兴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记者 王丽丽 王建华 齐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