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蹄场上的“探花”
金鼎镇的集镇，被遵义人称作“牛蹄”或“牛蹄场”，很多由城区发往这里的班车，线路牌上也是这么写着的。
为贵州文人称道的“三状元一探花”中的晚清探花杨兆麟，出生在牛蹄。杨兆麟的父亲，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在老家教书。
生活在杨兆麟父亲那个年代的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因此，在他们看来，读书、进京会试，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也是乡下人一脚跨入官门的唯一途径。因此，在父亲的严束下，杨夜夜苦读，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在1891年中举。
1895年，背负着家族期望的杨兆麟，踏上进京会试之路。
其时，正值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利，清政府与日本商议《马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签约议和，主张变法强国。
进京举人杨兆麟，以“杨锡谟”之名，也参与了“公车上书”。而他此次进京的主要任务——考试，最后却落榜了。
有人说，杨兆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受改良思想影响的。但他拥护的还是帝制、是君主立宪，并非革命思想。
回到遵义的杨兆麟，一边为母亲袁氏守丧，一边继续教书、苦读，以备再度进京科考。其间，他经常收到上次进京时结识的友人寄来的书信。此时的中国大地上，除了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公平事件，各种变革之声不断。外界寄来的书信，让杨兆麟对外界有了更多了解。
1903年，杨兆麟再次进京应试时，专门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增进对局势的认识。之后，他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绩，进士及第，成为探花，被安排到翰林院做编修。
这个消息，传回小小的牛蹄场时，小镇子几乎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一时间，杨兆麟中探花的事，在文化氛围素来浓厚的遵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热点、教育孩子的鲜活实例。
在人们的敬仰之中，杨家门口挂起了“探花第”的匾额，杨兆麟回乡把妻儿和五弟等一家接到了京城。
留学日本期间的“悬疑”
杨兆麟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光绪皇帝被软禁，清政府朝廷的实际掌权人是慈禧太后。杨兆麟和许多期望改良的文人一样，思想消极、性情苦闷，寄希望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能比慈禧活得更久一些，将来能够重新掌权，并实现改良。
1906年9月，受清政府派遣，杨兆麟公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后获得法学博士。
需要提及的是，1905年，孙中山已在东京组建了同盟会，确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而此前因发表《驳康有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入狱的章太炎，刚被同盟会接到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批驳改良派。
有文章说，杨兆麟到日本后，通过上届遵义籍留学生蹇念益等人引荐，与章太炎熟识，并成为好友和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之后，孙中山在东京与之见面，同意其加入同盟会，但为了将来更好地开展工作，要求其隐藏身份。
不过，另有文章则认为，这种叙述与历史不相符。
遵义市图书馆专家翁仲康撰文说，从杨兆麟留日其间的书信中可看出，杨、章政见不一。“章太炎是革命派，反对君主立宪；杨兆麟主张改良主义、君主立宪。”他认为，此时的杨，还没有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另外，1911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嘉兴知府的杨兆麟，闻讯辛亥革命爆发、直逼嘉兴而去后，他弃职而走，避居上海。直到11月16日，上海、杭州等地被革命者占领，他带领家眷离开，又致信章太炎称“乃为亡虏，窜伏海蠕”。
与之相对应的文章则称，1911年秋天，革命党人褚民谊在嘉兴被捕。知府的杨兆麟闻讯后，深夜以“秘密询问”为由，将其释放，并给了路费，资助他逃往日本；当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秘密会见避居上海的杨兆麟，谈及此事表示赞扬，并邀请他公开露面一起做事，但杨以“过早公开，或有不妥”为由，要求继续隐藏身份。
但有一个事实，是能够确定的：杨兆麟避居上海期间，虽然上海已为革命党人掌控，但他却仍居住在租界内，直到最后返回遵义。
走向“共和”
杨兆麟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孙中山在南京宣告成立国民政府。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则站在南京国民政府和清廷政府之间，利用手段，窥伺大总统一职，也逼迫溥仪让出地位。
同时，贵州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白麟，抛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但贵州“光复”后，产生了党派之争，宪政党人引颠军入黔，杀害革命党人。“杨兆麟甚为担忧，担心引发战乱祸及百姓，组织旅沪黔人成立维持会，出面调停”。
1914年3月，在经过征途磨难后，杨兆麟终于回到遵义。
从遵义市图书馆搜集和整理的资料来看，这时的杨兆麟，仍没完全接受辛亥革命，只是思想发生了变化。
回到遵义的杨兆麟，受到家乡人欢迎。此后，当地政府委托他主修《续遵义府志》。其间，章太炎曾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共修国史，但杨认为北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等人占据，加之与章政见不合，他婉谢。
1915年，云南率先发起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此时，身在遵义却已是非常国会议员的杨兆麟，积极联络贵州各党派支持蔡锷，并亲拟电文讨袁。之后，又撰文支持护国运动，还以贵州各界代表的身份，到前线慰劳将士。
袁世凯最终在一派反对声中倒下，他试图复辟帝制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
杨兆麟重新回到遵义编修《续遵义府志》，主持修建遵义名人祠堂、造桥。1919年，在遵义参与了一系列“五四”运动的活动后，他应孙中山之邀，去广州出席非常国会，并筹建中华实业会。
至此，杨兆麟真的由拥护君主立宪、公车上书，走向共和。
1919年，在广州期间，杨兆麟患上猩红热，因当时医疗条件限制，时年43岁的他病逝。隆重的追悼仪式在广州举行时，孙中山前往吊唁。之后，杨的遗体运回遵义，安葬于城郊的牛蹄场(今红花岗区金鼎镇)。
曾经历过迁葬、火烧的杨兆麟幕，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而据称，在最初未被损坏时，杨墓跟前，分别树有清朝皇帝的诰封碑和孙中山的祭文碑，如今仅残存诰封碑。(黄黔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