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研究开拓者章开沅 自比老鸡啄谷喂雏(2)

　　一次接待： 与辛亥革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笔者：在国内外史坛上，人们提起中国当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常常会首先想到您。请谈谈您是怎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

　　章开沅：1951年，我开始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初期，我的科研多半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涉猎比较广泛，对太平天国尤感兴趣。后来，一次外事活动成为我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史的契机。那是1954年秋冬之交，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和我出面接待。在贝喜发短暂的逗留期间，除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参观历史遗址之外，还特别为他举行了辛亥老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江炳灵、章裕昆、熊秉坤、李西屏等，都是武昌首义的风云人物。每逢聚会，他们都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笔者：这次接待促使您走进了辛亥革命研究吗？

　　章开沅：是的，这次接待让我与辛亥革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贝喜发使我受到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呢？另一方面，与这些辛亥老人畅谈往事，也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趣。正是以这次接待为起点，我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我认为，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应该为辛亥革命研究作点贡献，并且初步形成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构想。

　　笔者：那时候在武汉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不太容易吧？

　　章开沅：当时是很艰难的。1960年我们紧张地进行准备，一是组织论文写作，二是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论文写作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为武汉地区各高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堪称辛亥革命史专家。但我们以武昌首义的精神鼓舞自己，投入了学术准备工作。华师历史系以我为首，报的课题是《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论文撰写期间，我们还深入到鄂东一线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正值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体质虚弱已久，常常饿得坐在乡间小路上站不起来。但教师与学生没有谁叫苦叫难，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各项调查任务。与中央的联络，主要靠李秘书长和欧阳两位女将，我也奉命配合她们的工作前往北京，任务是与首都学术界取得联系，征求一些前辈学人的意见。最后中央同意了我们的申请，会议于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联合举办。

　　笔者：这次会议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章开沅：这次会议规格比较高，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省社联主席、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致开幕词，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范文澜、白寿彝、邵循正、刘大年、陈旭麓等著名学者。到会者共10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而言，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在当时尚属创举。

　　笔者：当时，您执笔的两篇论文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力作。

　　章开沅：有点惭愧啊，这两篇论文都属于常让我汗颜的“少作”，不过并非率而操觚的急就章。《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是在大会上报告的第一篇论文，也许是作为“第一枪”的象征吧；会后，《新华日报》又全文刊载了《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这是作为会议有代表性的论文向国内外介绍的。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