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研究开拓者章开沅 自比老鸡啄谷喂雏(3)

　　一部著作： 奠定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笔者：这次会议后不久，您很快就转向了张謇这个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这是为什么啊？

　　章开沅：会议以后，我深切感到，自己还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足够条件。因此，从1962年开始，我转向对张謇这个人物作个案研究，并于这年秋天前往南通查阅资料。随后，我又到北京图书馆系统查阅资料，并抄写了与辛亥革命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作为阶段性成果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1963年，华中师院老院长、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先生，将我借调到该会协助征集北洋史料工作。后又协助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北京之行使我有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经历又使我结识了许多健在的辛亥、北洋时期的老人，如章士钊、溥仪等。有时，我在办公室审稿，与同属北洋组的溥仪面对面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成为同事，这也许可以算是史坛奇遇吧！

　　笔者：后来您怎么又想到编撰一部《辛亥革命史》呢？

　　章开沅：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的《历史研究》回到学校做教学工作。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劝我出面邀请若干同道编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因为国内外迄今还没有这样一部通论性的大型学术专著。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左”的思潮仍束缚着史学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编写《辛亥革命史》，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有很大政治风险。但我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在荒废多年之余极想重新做点实事。林言椒不仅有胆识，而且还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他凭人民出版社一纸介绍信，居然说服了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宣传部长，促使他们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跨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

　　笔者：据说你们当时非常困难，几乎到了绝境，是这样吗？

　　章开沅：这话一点不夸张。此后4年间，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与坎坷，但再难我们都没有放弃。编写工作的艰辛，不是几句话能够概括的。当时编书不仅没有稿费，而且也没有项目经费，顶多只能在各自单位报点差旅费。由于经费拮据，开会食宿条件极差。记得在贵阳开编写组会议，住的是简陋之至的劳改局招待所，其后在广州参观各处历史遗址，则是从公安厅借来的一部囚车招摇过市。所以人们戏称这是个“住劳改所乘囚车”的编写组。当时更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编写工作本身。资料散失、观点不一、每一章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修订才能进入统稿，最后定稿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难度更大的是排除“左”的干扰。为排除“左”的干扰，寻求和深化学术共识，编写组常常召开扩大会议，邀请组外学者参加讨论。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我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这篇论文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稍后又被美、日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增进了海外学者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解。

　　笔者：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章开沅：1978年，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议来华的第一批美国学者中就有一位辛亥革命研究者，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的高慕轲教授。他主动要求到华中师院与我合作研究一年。同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日本中国研究所北山康夫教授先后来访，就辛亥革命研究交换意见并邀请我访日。也是这一年，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弗里曼教授、华盛顿大学柯白教授也先后来访。1979年9月底，我赴美访问，11月又从美国赴日本访问，这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