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一切向钱看”致道德滑坡 吁民众守住底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与资中筠先生面对面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百年中国人的自强梦，百年的苦难与坚持，擎着启蒙这面旗，我们唯有顽强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对前贤，不愧对他们的奋斗、思索与牺牲。

　　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

　　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 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