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资中筠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