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瓦解传统道德平台 社会价值取向陷困境(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观

　　南方日报：公报的一大亮点在于，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与道德建设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张希贤：道德建设属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范畴，而能给人信仰并提升人类道德情操的只有政党和宗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其实也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新构建，其症结在于如何在适合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建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落脚点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单纯的依靠学校教育这个平台，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探索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平台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难点，最终要依靠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袁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落实在这几处：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制度、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引领层面，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加强学生素质教育这块，我们一直在做。可是整个社会是由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仅仅深化教育领域的道德建设显然不够。需强化分层引导人们向善，要把道德的观念渗透到主流意识形态中，让各类社会人群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

　　学习传统文化能帮我们提升社会公德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建设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希贤：西方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构成包括忠君爱国，内圣外王，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这都是对道德的一种细化提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概括程度很强，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细化，具体落实和大众化的分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目的在于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文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增长和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简单说，就是国民的文化水平不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国家的世界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地问题。

　　袁刚：中国的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孔子说宽则得众，仁者爱人；墨子提倡兼爱；孟子最著名的观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统文化的精髓往往激励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高尚的精神境界，放在今时今日仍不过时。在汶川地震时，我们的国民守望相助，抗震救灾的过程中，随处可见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高尚情操，这就是社会道德价值集中升华的体现，是人类对自身爱的体现，也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精髓。但我们不能只在灾难面前才显现大爱，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小爱与大爱。有太多先贤和榜样在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出现过，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浓缩，学习传统文化能帮我们构建精神家园，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社会建设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

　　近来发生的系列公共事件引发了公众焦虑。在佛山的路人漠视被碾女童事件中，尽管较之前几天的舆论高压，最近两天舆论相对平缓，而且，严肃、理性的讨论逐渐成为主流，但是有关精神文明建设议题不能就此搁置。公众建言献策保护见义勇为，或通过变换方式呼吁道德复归，舆论由大众喧哗向群策群力式的商议转变。类似事件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议题，同时，它也为大众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契机。(记者 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