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5】
如何改善社会道德环境？
重拾社会信任关键在重建政府信任
京华时报：你在上面讲到很多问题是因为社会转型造成的，那么，身处转型期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陈光金：我们当然应该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与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相关的领域，一定要完善规则、强化执行力度。尤其要处理好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比如一定要坚决打击售假贩假、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司法执法中要严格依法，避免出现冤情扩散到社会上去，充分尊重民意和民权。对日常行为也要强调法律制约，比如见死不救考虑纳入法律的惩罚等等。为什么形成“撞伤不如撞死”的观念？因为撞死的惩罚小于撞伤的成本。这些必须通过严惩起到社会警示作用。
京华时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何才能重拾？所谓“人情冷漠”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陈光金：无可否认，我们当下信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政府在司法、执法和行政领域是否按规则去办事很重要，到底是规则还是潜规则在起作用？这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如果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就会有确定性，相互之间的信任就会提升。而规则大多数是政府制定的，要重拾社会信任，重建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社会的信任。
邵建：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在优良传统文化保留得好的社会，人们是乐于助人的，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他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人们感受不到帮助别人的乐趣，还要提防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作为社会成员，都应该多学习传统文化，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另外，社会是一个网络，应加强社群建构，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加强人们互助性的联系，提高责任感。
京华时报：如何才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
迟夙生：我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呼吁。前几天，我和胡益华律师成立了“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律师联盟。如果以后有人主动救人遭遇讹诈，律师联盟将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我们的最大初衷就是消除好心人在助人为乐时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引领，使耍赖者少耍赖，救助者少点麻烦。我认为目前用这些方式解决比较妥当。
谈方：我们的政府要通过这件事深刻反思，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大部分跟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有关，是他们没有担当起惩恶扬善的职责。很多好人在推诿扯皮中继续受到伤害。表面上受伤的是个人，实际上受伤的是整个社会道德。
最近我们说的文化体制改革，绝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进行加强，否则会形成误读。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要明白文化体制的发展和改革是为了传承和承载这些东西的。而当务之急，我建议开展一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专项治理活动。就像打黑，打击黄赌毒一样的，在全国去调查摸底好人没好报的例子有多少。被冤枉的还他们公道，伤病的给予救治，因做好人去世的，要给予他的家人关爱。总之，温暖好人心。
关。中国人缺乏儿童权利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很悲惨，要去同情，也就是以父母为重心考虑问题。父母当然是受害人，但是我们把重心向前移一步就会发现，儿童才是受害者。而谁造成了儿童受害现象，首先是父母没有监护好。
京华时报：有人提出，父母失去孩子已经很悲惨了，这时再去责怪他们太残酷。
姚建龙：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时还去责难小悦悦父母，甚至主张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但撒盐是必要的消毒措施。这起事件中，小悦悦是一个只有两岁多的完全无行为能力人，她没有危险意识，她已离家百米，跑出去六七分钟后，她的母亲才到。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对孩子暂时脱离监护会有危险的意识。他们总会有无数“理所当然”甚至“不得已”的理由，将未成年子女独自放任在危险的地方，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要忙着谋生。可是谋生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让孩子生活得更好吗？我认为，孩子的监护与贫富没有关系，主要是父母对自己法律责任的认识。通过这起悲剧事件，我们应该让父母明白一个最简单、最浅显，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道理，那就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的法律责任，而且是沉重的法律责任。(裴晓兰 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