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全部业主都出来投票了”
“咱们自己的事，咱们自己做，咱们是自己管理自己。”
每当仰口路社区居民遇到一些烦心事，又无法求助政府时，居委会主任王淑伟总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安慰居民。虽然十三年间她大多数时候在从事与社区自治不搭边的行政工作，但她没忘记居委会说到底还是个自治组织。
在整个湛山街道，从居民代表大会、片区居民议事会、封闭小区业委会，到楼院和谐促进会，几乎每个社区都能找到居民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自治组织。
在仰口路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有一间居民议事厅。“每年有很多居民纠纷、社区重大事项在这里
解决，这个议事厅就是一个见证。”王淑伟说。
而在整个湛山社区，除了居民自治组织，还有楼宇物业联盟、爱心互助会、律师服务协会等行业性社会组织20余个。王主任说，这些协会不是摆摆样子的，前几天一个居民家里闹房屋纠纷，希望通过居委会寻求法律援助，我们就帮她联系了律师协会。
街道办的社区工作站成立以后，王淑伟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工作站有了财权，我们是要履行监督权力的。”王淑伟觉得，“小巷总理”这个头衔现在理应让给薛站长了，而居委会的职能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了。在今年7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中，王淑伟通过报纸看到一个词———公众参与。
在取消街道办的铜陵市，公众参与意味着居民开听证会，对社区内开办选矿厂一事可以投反对票否决。“我们没有听证会，但社区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周倜说，街道办前面的一块空地原本要建设一个4层的老年公寓，当初设计了四五层，“但现在呢，地皮值钱了嘛，寸土寸金，开发商想盖二十四五层，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了，坚决不同意。”
“当时开发商本打算求助街道办，帮助协调居民的意见，但居民还是不同意。”薛站长说，后来，这个事情上报给区里，区长说，“当地老百姓不同意，那就算了。”
但是这种通过居民反对就可以推翻一个项目的例子现在仍然稀少。“青岛市在哪块盖房子，青岛市建委就拍板了，跟街道办，甚至跟区政府都没关系，更不会跟社区居民相关了。”薛站长无奈地说，现在市南区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在珠海路街道海口路社区，身兼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小区业委会主任的任清云说，他们在小范围内尝试过听证，甚至“公投”。
与湛山街道开放式的老楼院不同，海口路社区大都是高档封闭式小区，这里不但住着社会各界精英，还有几百名外国居民。与每天“焦头烂额”的王淑伟不同，任清云说，这里的居民遇到问题大都寻求社会服务机构解决，日常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业主与物业之间。
任清云说，前一阵子，因为物业费问题，海逸名都488户居民全部出来“公投”了。
“起因是小区的物业费加电梯费是2.2元/平方米，有几个业主觉得太贵就不交物业费了，每人拖欠了两三万块钱。而业主呼声最高的是要求改选业主委员会。”任清云说，“公投”以前，我们居委会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给每家发选票，我们还弄了一个投票箱，由物业、业主同时守着投票箱，准备“公投”。“没想到，全部业主都出来投票了。”
街道办撤是不撤？
就在安徽铜陵裁撤街道办的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关于是否裁撤街道办，以及撤销街道办后大社区如何构建的问题引发了不少思考和争议。有文章认为，一把手统统是公务员，社区负责人同时担任居委会主任，居民自治的空间又有多少？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新成立的社区不能等同于一个小街道办。“这是换汤不换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媒体采访时表示。
北京石景山区的鲁谷社区，江苏南京的淮海路社区纷纷在街道办裁撤的探索中遇到了瓶颈。另一方面，在杭州市郊余杭区良渚文化村中，没有居委会、业委会的居民依靠26条自行制定的《村民公约》，对小区进行自治管理。
此间，悄然探索3年之久的青岛“市南模式”能否让社会基层改革别开生面？
在社区里面，政府工作站和居委会是什么关系？王淑伟说：“我们是居民自治组织，他们是政府派出机构，我们是合署分工，各有各的工作，我们既不是上下级，也不是平级，我觉得应该是多理解、多沟通、多尊重吧。”
王淑伟说，工作划分上我们是各干各的，这个有分工。但是实际工作中，我们居委会也有求助工作站帮忙的地方，工作站也有希望我们配合工作、做协调的时候，这分不了很细。“但是公权力一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行，不能越权。”
薛洪德对铜陵社区负责人兼任居委会主任的做法很不认同。
“起初我们也想过，让副站长兼任居委会副主任，但是我们发现这在法理上理不顺。成立工作站，就是要把行政与居民自治分开，如果一个公务员又是政府负责人又是居民自治代表，那就等于没分开。”
薛洪德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府管理的事情越多，给予居民自治的空间就越小。但在市南区，行政权力在基层完全限定在了80项行政服务项目当中。“法律赋予你的权责要做，没有赋予的就不能侵犯居民的自治领域。”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政府了，有市场了，但是还没有社会。我们现在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市南区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有提供市场服务的企业组织，还有自我服务和管理的居委会，行业协会等等，这就是未来中国社区的大致模样。而政府现在能做的，便是将行政权力沉到基层，回归社会，在法律框架内为居民服务，以此再引导居民自治，完善社会化服务。
“在社区当中，公权力和民众自治的力量有时是此消彼长，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它的好坏。”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说，在市场尚不发达，居民需求还无法通过市场满足的时候，简单谈居民自治还为时尚早。与其强调去行政化，不如规范行政化。
冷静强调，社会管理和居民自治不仅要根据社会发展程度，还应该根据当地风俗和社会环境。“简单地说，铜陵模式适合小城市，但是否适合大城市还有待探索。现在简单强调立刻撤销街道办还不科学，当居民自治还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时，让居民自治直接面对市区政府太不现实，而且缺少了街道办这样的社会预警和矛盾缓冲层未必是好事，因此撤与不撤街道办最终要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记者 张榕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