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新突破和面临的新挑战
赵孟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们完成了两个历史性突破。一是现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已经把过去那种碎片化的、临时性的、应急性的、拾遗补缺式的制度安排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长效性的整体化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民生领域里面，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二是我们已经探寻到社会正义实现的新方式。社会建设实际就是以效率为基础，兼顾公平，然后再转向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优先，这种社会正义实现的方式和整个社会时代潮流是合拍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性成就。
未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要挑战有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体制面临焦点转移的挑战。过去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以职能为中心的权力分配的改革模式，这在体制初创的时候是有效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可能融入到庞大的官僚体制里面去，只有实现由权力分配模式转向功能整合的焦点整合模式，才能够长期解决体制问题。同时，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还要避免管之者众、理之者寡的情况。社会建设要力求建设一个新的伦理，要有新的条理，要讲新的道理，还要研究新的学理。
第二个挑战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社会空间为背景，而社会建设恰恰是一个以时代性为背景的探索，怎样把空间中国特色变成时间中国特色是很大一个挑战。同时，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与“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相协调、相互动、相促进，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科学判断社会危机的爆发点。在西方的研究当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金，或者基尼系数0.4，是两个可以考察的危机爆发点，但目前国内还缺乏让大家都很信服的危机爆发点的科学依据。如何强化社会科学研究，像重视自然科学一样重视社会科学，把中国的社会危机找到，从而使得我们既不因为小事而惊慌，也不因为麻痹而出现问题，这又是一个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清社会管理体制目标的逻辑机制。变防范应对型社会管理模式为疏导建设型模式，首先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巩固基本的信任，然后进行相互沟通，让人民的不满有机会表达出来。疏导以后仍然还有问题，就要进一步做好制度化建设，这样才可能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更大成就。
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必须摆在社会建设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
翟振武：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城市化有很大区别。英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羊吃人”的过程。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破产农民沦为无产者，流动到城市成为雇佣工人，进而成为城市居民。在马克思描述的这个“羊吃人”过程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但是，长期务工却不能成为工人，长期进城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本来应是暂时身份的流动人口，在中国却成了一种长久的身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流动人口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新特点。一是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从30年前的200万发展到目前的2.2亿，30年间增加了100倍，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17%，且增势不减。二是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由以青壮年为主已发展为青壮年和儿童共存。最近10年城市流动人口中儿童比例大幅上升，已几乎接近16%的水平。三是流动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80年代“打工妹”多，90年代“打工仔”多，目前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大体趋于平衡。四是夫妻共同流动成为主流。一度单身者流动、未婚者流动为主体的情况已经改变，不仅夫妇共同流动，而且带领子女一起流动。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数量。五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长期化趋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连续居住生活时间已平均接近5年，有一半人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3年。六是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本科以上学历者不在少数。
新特点催促新改变，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其中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就是对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实行动态可行的精细化管理。流动人口至少可以分成两个类别：长期稳定的流动人口和临时瞬间的流动人口。对于有稳定职业、稳定住所、在城市居住一定时期以上的流动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社会融合、有效管理引导、采集更新信息的基础和前提。以前的暂住证制度是在流动人口非常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实施的，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现在流动人口的特点和实行居住证的条件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流动人口工作逐渐固定、生活相对稳定，并长期居住，使得实施居住证制度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建立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把瞬间、短期流动人口与长期的流动人口区分开，有利于及时了解流动人口信息，有利于精细化管理，有利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也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0%，就会有11亿-12亿人居住在城市。未来中国流动人口会长期存在，且不断增加。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必须摆在更加突出而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