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冷漠根源在社会管理水平低 法律难治道德危机(2)

　　“见死不救”入罪有先例

　　有学者建议“见死不救”入罪，也并非毫无根据，实际上，国外早有类似“见死不救”的罪名。

　　乔新生说：“确实有不少国家有类似的罪名。但是这是有条件的，第一，它要求社会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也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分辨责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不必担心被诬，不救助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没办法分辨救助者到底是不是侵犯者，那么这个罪行就不可能实现；其次，这些国家的人少，而我们人很多，所以这是不可复制的，街头出事，可能经过的不是十来个人，而是几十几百人，怎样分辨这些人的行为？很难做到；其三，即便是有类似罪行的国家，救助义务也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有特定义务的人群中，才有特定的罪行。比如家人，恋人，相约的朋友。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义务，三个朋友相约登山，一个人遇险，其他两个有救助的义务，但是不认识的路人就不会有这个法律义务。”

　　道德法律化的好与坏

　　所以，道德问题法律解决，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当道德的自律变成法律强制的义务，变成他律，可以预期的效果并不唯一，甚至可能是相反的。乔新生说：“近年来，各国都有法律规范道德问题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总是需要谨慎再谨慎。原因有三，其一，把道德规范法律化，把自律变成他律，其结果有可能是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有可能是相反，因为道德需要法律来维护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其二，把道德问题法律解决，如果不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其结果就是损害法律的尊严，最终损害的还是公民的权利。其三，如果司法机关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产生的问题就会很大，因为公共道德本身就有值得争议的东西，可能每个人对它的理解都不同。所以，我们鼓励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一旦要将道德法律化，就要慎重。”

　　从见义勇为到见死不救

　　与“见死不救”相对的，是“见义勇为”，在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为“见义勇为”立法，或者正在立法，那么为什么相对的“见死不救”却不能呢？

　　乔新生说：“见义勇为在过去，是一个道德概念，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为它立法，确实让人觉得，为见死不救立法也理所应当，其实这是不对的。”

　　究竟见义勇为和见死不救为什么不能相提并论？乔新生说：“见义勇为，是鼓励没有法律义务的人承担救助责任，并且加以奖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见义勇为也有非常严格的认定条件。原因是这种救助责任应该是有限度的，不鼓励人们超越这个限度。实际上，对受害人给予救助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鼓励见义勇为，是让人们在他人困难时伸出援手，但这不是政府不履行责任的理由。因此，我们更加鼓励政府承担自己的责任。见死不救则不同，它的界定更加复杂和困难，更加不具备操作性。所以，我不主张将它扩大化，我们鼓励伸出援助之手，但并不因此就应该把援助变成法律义务和责任，并且惩罚不援助的人。这是两回事儿。”(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