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文化保护“失败观”能让谁惊醒？

　　11月5日，69岁的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对记者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以来，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自己也数不清发出过多少声音，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中国青年报》11月8日)

　　大名鼎鼎的冯骥才承认自己“失败”了——“我觉得，在文化上，我是个失败的人。”可是，我们能忘记他的努力和劝告吗？“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被产业化的”、“一些地方政府要拆一片历史街区的时候，往往不听专家的意见，而只是让专家去论证他们拆历史街区的正确性”，尽管这些言论已经被公众和社会铭记，但是，现实的残酷已经由此产生的无力感，给了这位老人“失败”感。

　　其实，就文化保护来说，感到失败的绝对不止冯骥才先生一人，但是，面对这种“失败观”，就笔者的看法，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隐藏着整个民族和社会对文化保护的深刻忧虑和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点上，冯骥才先生的“失败观”是对社会的提醒，而靠什么挽救这种“失败”的延续则首当其冲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

　　“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是冯骥才先生“失败观”的一个例证，但是，也让我们看清了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失败”。正如新闻所说，“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就是罪魁祸首。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表示，“几个城市的俯瞰图放到一起，你都没法分辨哪个城市是哪个！”而元大都的残损、唐大明宫遗址被占压、贵州雷山县控拜村苗寨历史建筑因缺乏维护倒塌等事例，都表明城市在文化景观保护时过度开发文化景观用于商业或旅游发展，不顾其文化价值，使得这些文化遗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无论是制止权力的扩张还是抑制市场的欲望来说，都有一个迫切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经济开发重要，还是文物保护重要？作出何种回答决定着我们的选择，而如何破解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解开保护和开发纠缠的死结，在笔者看来，是走出文化保护“失败观”的必然。

　　进一步说，一是应防止文化保护工作异化为攫取经济利益和政绩的筹码。当文化保护的观念渗透进政府意志之后，权力的直接参与热情远远大于监管，不是积极为文化保护搭台唱戏而是跑上前台自我表演，其目的在于尽快依靠政府资源将文化保护做大做强，甚至不排除把某些变形政绩观隐匿其中。这些正是造成文化保护“失败观”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是应抛弃实用主义思维，站在文化和文明传承的立场上来看文化保护，而不是掉进功利主义和利益至上的陷阱中。必须反对畸形的开发，忽视了文化保护的精神要义，反对那些不遵循客观规律，不尊重历史，急功近利的开发；反对那些不惜牺牲环境，牺牲珍贵历史文化资源，牺牲整体形象的破坏性开发。与此同时，强化文化理念，淡化乃至祛除经济利益思维。要展示文化内涵，而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

　　曾有论者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热情，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情感，这多半是在教育中养成的，而不是来源于保存历史信息的科学逻辑；而促使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力量则是现实的利欲，而不是某种情漾。因此，我们总陷于两难之境。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不以政绩和利益的目光打量文化保护时，才是真正的惊醒，才能说读懂了冯骥才先生的“失败观”。（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