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组来自基层的声音。在“走转改”活动中，本报组织记者小分队深入科研工作一线，专门就科技体制改革的话题进行调研采访。很幸运，能有这样一批科学家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和我们促膝深谈。
我国的科技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仍存一些让人诟病的问题，比如，科技资源分散、效率不高、协同不够，等等。我们——科学家和媒体的愿望是共同的，愿意竭力推动科技体制走向更加科学的方向。这组报道呈现的，既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切身感受和真实诉求，也有深刻而务实的见解。相信倾听这样的声音，必将有益于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一组五篇系列报道，从资源共享、科研立项、经费使用、项目验收和科研评价五个方面分别作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在近日举行的一次以“空间技术对重大自然灾害机理的研究和预测”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很多专家感慨：“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但我们现在的研究都在各自为战，尚未形成灾害研究、预测和防治的系统运作机制。”
这样的现象，似乎不独某一个科研领域。一个大气研究项目因各课题组之间互不通气，集成成果被别国“坐享其成”；健康长寿研究因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相往来，跨学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互不通气”在现今的科研活动和项目管理中几成风气。
中国的科研领域，难道患上了“自闭症”？
6<1的启示：小作坊对抗不了大合作
“小作坊生产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10年前，多个部委在大气领域支持了6个大型的有关大气的场地观测项目。执行期间每个项目内部可以共享观测数据等成果，但6个项目之间人员却是不相往来，不能享用其它项目的观测数据。
当时，有一个国家通过提供装备和人员参与了全部项目，因而掌握了6个项目的资料成果。项目刚结题不久，吴国雄参加国际会议，那6个项目的“集成”竟成了该国一位专家报告中大项目成果的一部分，对中国的主持单位只字未提。
吴国雄当场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主持的研究项目的成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是我们互不通气，让人家“坐收渔利”的。
“这件事值得科技界好好反思，小作坊对抗不了大生产、大合作，”吴国雄说，有些单位之间戒备心很强，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认为“人和资料都是自己的，私有的”，本位主义、“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传统狭隘思想在科研领域普遍存在。
“不仅是单位之间，小圈子内也很难共享。”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信息工程博士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他们学校，不仅不同学院，甚至一个学院的不同实验室都很少交流，连隔壁房间的论文答辩内容，都很难“探听”到信息。他现在养成了习惯：若想获取学术资料尽量联系国外专家。因为国外专家一般有过半的人会回复，有人还非常高兴自己的研究被人关注，乐意与其交流沟通。而如果联系国内专家，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欧美，用纳税人的钱做的东西，‘私有独占’是违法的。”吴国雄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去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工作，当时向外国同行请教问题，对方总是毫无保留、一一解答。他们会告诉你程序的计算方法，设备如何使用，查看哪些资料，会有多大误差，可谓知无不言。
不到半年，吴国雄觉得“欠别人太多”，于是也主动将自己的成果与他人交流。这种频繁碰撞、深入交流的文化氛围，使他获益匪浅。
一位科学家也向记者反映，自己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索取数据比从国内容易得多。“美国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研究课题、项目，只要不涉及保密，一般通过递交申请等程序索要资料，甚至软件、源代码都能无偿得到，最多也就是交纳复制费或刻光盘的费用。”
谁独占资源和设备，谁就更有竞争优势？
那么，国内科学家和科研单位就不明白1+1>2的道理？谁都明白。
上述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分析说，外国人比较讲究诚信，尊重知识产权，引用他人学术成果都会标注并经允许，而国内蔓延“拿来主义”风气，抄袭与剽窃等时有发生。相互不信任，是造成隔膜与封闭的原因之一。
美国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健认为：“国内科学家的合作，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成果最大化。”
“大家误认为奖励科技创新最‘公平’的标准就是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所以大家都去争第一作者了。”在韩健看来，牛人有资源(钱)，但不一定有好思路；可是一般科学家怕自己的“好主意”被掠夺，有创新点子留着自己慢慢做。
即便合作，如何评价项目中各个团队的贡献和排名，也是难题。
“造成封闭的深层次原因是机制问题，即科技资助和利益分配的方式。”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说，很多科研院所过度依靠课题竞争获得资助，所以只有通过封闭的手段才能够独享信息、经费等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数据设备“私有化”，就会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说白了，就是争取更多课题，获得更多利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重大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李德威教授还认为，当前的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研活动的开放流通。他以复杂的地球系统和灾害系统研究为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这些重大交叉前沿领域通常存在非共识，风险极大，很难发表论文，更难获得项目支持。于是，许多科学家愿意从事局部的精细研究，利用先进仪器设备测试大量的数据，支持公认的理论或模式。虽易于发表文章，但难以出重大创新成果。”
“除了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存在矛盾，高校院所的人员考核上，以论文发表和争取课题项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也造成教学科研人员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一位科技管理人员分析说，而各管理单位难以摆脱部门利益，往往注重本系统获得多少资源，对本单位人员参与系统之外的“大兵团作战”激励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