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媒体频频爆出关于道德的种种负面新闻,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动。人们在问: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除了对于每个具体事件都仔细了解,认真处置,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之外,还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分析我国道德建设的形势,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
一
社会道德联系着整个人类社会,从这一池水里又可以窥见世界风云。也许当我们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并且初步地把握了道德进步的规律之后,就能更科学、更理性地看待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势。
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直线的,特别是在每次社会转型之时,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曾经发生过的“从纯朴的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又一次的道德滑落,都使人体会到了这一点。处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感慨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恩格斯从1844年9月开始,在21个月的时间内调查研究了英国的状况,包括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他揭露当时的英国“到处是骗局”,食品(糖、茶、咖啡、烟、面粉)、烟草、衣服、磁器,商品的质和量,都充满了欺骗,秤和尺的不准。社会上出现了“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
日本也是一样,从“明治维新”,直到二战以后,不少有识之士也都在叹息,“日本曾以君子之国而自居。但战败后社会的混乱程度可谓惨不忍睹:黑市交易趋于半公开化;人们对于罪恶之事司空见惯;对盗窃等犯罪行为不足为奇;虚假报告成为政治的依据;伪造的申报单竟然成为经济指标等等。”“在这种世风之下,即使大声疾呼‘遵守道义’,又有谁会倾听呢?”
一向以重道崇德而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仍然还是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前直到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敏锐的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这个转型的道德“阵痛”。从章太炎发现“俱分进化论”,感叹“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愈远”,到鲁迅等人热烈讨论中国的“国民性”,勇敢地揭露道德上的丑恶,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面对社会道德在转型时期的波折,历史上的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焦灼、冲动,更不只是叹息,悲观,而是清醒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对于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中的非道德现象,恩格斯指出,那些正是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他坚定地认为,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但是,“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的远见,后来英国的社会道德,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病根未除,还有许多道德问题,但是与19世纪中后期相比较,还是有着不小的进步。
反观中国,近60年来我们连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进行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其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而在这些伟大的历史转变中,也时时处处伴随有社会道德方面的转变。
而且与物质文明建设相比,甚至与经济政治等变化相比,人们思想道德的转变要更为深入,更加细致,所需要的时间也更为长远。我们庆幸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这些历史转变都非常顺利,在思想道德上也没有出现过像英国、日本那样的转型阵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势力,特别是几千年来小生产者思想道德的影响,顽固地盘踞在我们的头脑里,不会轻易退去;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道德的强势侵入,经常花样翻新,颇具诱惑力。再加之我们国家原来的底子薄,经济文化不够发达,尤其是社会转变出现的大变革中出现新矛盾、新问题,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者的经验能力跟不上,这些都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道德上,或者以社会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道德建设中出现一些失误和毛病,甚至出现局部滑坡现象,并不奇怪。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道德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关系决定。不是道德决定社会发展,而往往是社会发展决定着社会道德的发展,决定着它的水平和高下。一个坏的社会,怎么也不会提升起好的社会道德水平;同样,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也决不会允许其道德水平长期跌落到它所允许的标准之下,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改善其道德状况,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当前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各种非道德现象的高度义愤,表现出的这种对于非道德现象的“零容忍”，正是出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也正是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采取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