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恶意讨薪”的表象是农民工走极端，根子却在“恶意欠薪”。此类事件频发，说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和渠道还不够畅通。有关部门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带着感情去化解欠薪问题
日前，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委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7天内结案。
临近年关岁末，讨薪又开始成为热门话题。而今年，“恶意欠薪”似乎已不再是新闻，取而代之的是“恶意讨薪”。一些地方出台了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的规定。
讨薪过程中，一些人动用非法手段，扰乱公共秩序，对类似行为，当然要依法治理。而其中的一个逻辑关系必须澄清，即讨薪缘起于欠薪，一定是先有欠薪，而后才有讨薪。当我们讨论如何规范讨薪行为时，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积极化解欠薪顽症。
农民工讨薪多是群体性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上百人，因为一个人讨薪往往连企业的门都进不去。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为集中的建筑行业为例，说到为什么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老板说“发包方没有给足经费”，有的说“经营不当，亏损了”，更有甚者说，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是怕“农民工日嫖夜赌”。有的纯属无稽之谈，有的是想借农民工人数众多，向政府部门施压，为的是拿回自己的工程款等。
一些法律界人士尖锐指出，“恶意欠薪”不除，讨薪难止，因为身为弱势群体的民工，如果失去了行政及法律力量的庇护，根本无力与企业抗衡。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入罪。总体看，拖欠农民工工资状况有所改善，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依然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农民工为了讨得劳动所得，采取跳楼、爬塔吊等极端行为，以期引起媒体和政府的重视。这种极端行为当然不宜提倡，但是，为什么非要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后，事情才会有所改善呢？这尤为值得深思。这说明，许多欠薪者不是真的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而是觉得农民工好忽悠，能拖一时算一时，实在拖不下去了再付钱。
固然，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也应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增强法制观念，在打工前争取与老板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发放时间，即便血汗钱被拖欠，也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但在实际当中，有时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不少农民工打工流动性强，在一个工地上能干多久，农民工自己心里也没数，所以并不在意签劳动合同的事。更要紧的是，农民工作为个体往往势单力薄，如果还要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基本找不到工作。可农民工急需糊口，一旦没了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农民工饿着肚子去维权，并不现实。
诸多“恶意讨薪”的表象是农民工走极端，根子却在“恶意欠薪”。此类事件频发，说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和渠道还不够畅通。有关部门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带着感情去化解欠薪问题。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康厚明认为的，以极端方式讨薪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只是为了拿回血汗钱，并不想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他人利益。农民工不过是讨薪无门、情绪失控、法制观念不强。鉴于这种行为不存在动机上的恶意，有时可能产生了事实上的恶性后果，不妨称之为“过激讨薪”。对这种行为，与其严厉打击，不如积极化解。而化解“过激讨薪”毕竟只是治标举措，只能扬汤止沸。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积极化解恶意欠薪之上，才是治本之举，才是釜底抽薪。
真正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从法律上抓起，仅仅一部《劳动法》是不够的。目前，国家已将“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重庆江北区前不久就将一名欠薪包工头采取了强制司法措施，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相关法律规定还应进一步完善，不仅要让敢于以身试法的欠薪者兑现拖欠工资，而且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彻底断绝侥幸心理，主动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评论员 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