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是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发榜日”。
昨天，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院士增选名单，54人榜上有名。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也将宣布2011年院士增选结果。目前，两院的院士增选，均为每两年一度，经过提名推荐、材料公示、多轮评审、投诉处理等环节，前后耗时一年。
在过去这一年中，这两张“榜单”的出炉过程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来自科技界外的关注，自然不会围绕着哪位院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发表的论文、领衔的课题或工程项目有多厉害而展开，频繁见诸于媒体的是助选拉票、泄密、被指学术不端等“负面新闻”。老百姓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支中国最优秀的科技精英团队，首先是否在道德上足够优秀。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意味着新的责任和使命……希望您把这封信放在案头，记在心头，常阅常新。让我们珍视院士称号的纯洁性，共同努力维护中国工程院的崇高声誉……”这是昨天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士们收到的一封公开信。同时收到公开信的，还有新院士的工作单位。
在宣布院士增选结果的同时，发表《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和《致新当选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的一封信》，成了中国工程院最近几年的惯例。新院士们被信中提醒八件需要共勉的事，其中大多与道德、精神、纪律和信誉有关。给新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的建议则包括：“院士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做出突出成就的专家，但不是‘万事通’，应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让他们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建议不要安排他们参加那些本学科领域以外的各类评审、鉴定、咨询和评奖等活动，不宜使他们在一些应酬性活动中分散宝贵的精力。”“对院士的成就和贡献宣传要恰当，避免炒作。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从启动2011年院士增选工作以来，中国工程院前后共发表了6封信。除了《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和《致新当选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的一封信》，中国工程院还给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候选人所在单位，给全体院士和各学部主任写了信，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不正当方式为被提名人当选院士进行活动，一旦发现此类问题，经查实后做出严肃处理，终止对该候选人的评审与选举。”
尽管被反复提醒，但仍有“个别候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介绍，在今年的院士增选过程中，中国工程院共组织180余位院士和30位工作人员组成62个调查组，前往投诉信涉及的有关地方和单位进行核实，发现了一些候选人的材料不实，如拔高成就，或提交的材料不符合事实。在增选过程中还出现了助选拉票现象，有的是候选者本人出面，有的是其所在单位出面，向有关院士递材料送礼品。“我们发现，确实有个别候选人违反纪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按规定取消当事人的候选人资格，并将有关情况向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通报。对于违纪情节严重的，我们还会记入工程院的诚信档案。”旭日干说。
其实，早在今年6月，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就曾在院士增选的第一轮评审会议上指出，院士增选工作面临着一些问题：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等行为已成为公平选举的干扰因素；候选人“集成”“包装”现象的存在，增加了院士对候选人客观判断的难度；增选中院士宽松讨论的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个别院士在选举中有失公允，如对本部门本单位利益考虑过多，不能站在全局的角度评价候选人等。
无独有偶，一个月前，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评审暨选举会议上也坦言，不少中科院院士反映，近年来，候选人及其单位和部门不正当活动增多，严重干扰院士增选工作，损害了院士群体在社会上的声誉。希望广大院士不得接受候选人及其关联机构和个人的任何礼物，以及可能影响院士增选的各种邀请。
“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加关心本国的院士选举的了，因为在其他地方这基本上被界定为科学界内部的事情。”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学者贾鹤鹏告诉记者，西方媒体完全不关心中国的院士选举，对英国、美国的院士选举也不感兴趣。“我曾给《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多次提议过报道中国的院士选举，但编辑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大众媒体更不感兴趣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院士选举早已超过了正常的科学界事务。”
贾鹤鹏表示，在中国之所以院士增选那么被关注，是因为院士的作用和权力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界，使得本来只对科学界重要的事情也进入了公众话语。相应的，院士中的不规范行为就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内容——个别人一旦闹出一点丑闻，立刻会满城风雨。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曹聪，曾在3年间实地访谈了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学科、不同时期当选的7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据此完成了论文《中国的科学精英》。文章指出，由于院士往往被选入各种专家委员会，主持国家级研究项目，控制紧缺的科研资源，因此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争夺院士，以显示“政绩”和“实力”，导致“共享院士”“双聘院士”“兼职院士”应运而生，不少媒体还把地方和科研单位吸引院士而竞相抬高待遇的做法当成对院士的尊重而加以赞扬。相比之下，国外的院士不享有任何物质利益和特权，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如此。在美国加州，诺奖得主获得的唯一优待是一个校园里的永久车位。
在曹聪访谈的79名院士中，有五分之四曾随精英导师学习或工作。“中国的导师如其国外同行‘授业解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指导选择研究课题，教育他们按照国际标准与规范从事研究，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导师还竭尽全力‘传道’，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这样的学术道德模范作用，正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希望通过院士队伍发扬光大的。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学道德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颁布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两院还先后多次修改评选方法。为期一年调研而形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队伍建设研究报告》建议，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加强院士增选工作纪律，坚决抵制浮躁风气和各种不良现象，制定明确而严厉的处罚规定，认真做好投诉调查和处理工作，营造科学民主的评审环境。
有人曾将中美院士评选制度做过比较。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评选是秘密进行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中国科学院的候选人名单必须公示，且有几个月的时间接受非匿名投诉。院士评选制度的透明化，有助于舆论监督，但也会带来科学界外的过度关注。
贾鹤鹏认为这是好事，院士及院士评选得到了社会格外的关注，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也许有点过于喧闹了，但通过这种关注可遏制一些过分的行为。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代表，科学院和工程院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科学院和工程院也应该建立对公众诉求的应答机制。单对学术道德建设而言，关注度高是件好事。(记者 董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