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做好群众工作、和谐干群关系上，至关重要。“舟水关系”、“鱼水关系”，是我们在群众工作中的坚定共识。但也有少数地方，干群之间呈现“油水关系”甚至对立状况。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利益考验，基层干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角色？面对深刻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如何从“鱼水关系”再出发，找到新形势下基层干群工作的普遍规律？
本期访谈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江苏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前者曾因严格的招商引资举措、联系群众的“网上会客厅”等备受关注；后者长期从事群体性事件研究，对于基层干群关系有深入独到的见解。
此篇访谈也是本次特别策划的最后一篇，但聚焦基层治理、加强创新管理，将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重点话题。
——编者
基层干部如何对待“少数人”？
群众工作的压力情境
●需要克服“绝大多数”的思想误区，不让1%的疏忽破坏99%的努力
●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基层干部不能“站在GDP一方”
本报评论部：很多像沭阳这样的县市，都正在经历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交织，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并存，基层干部协调利益的压力更大了。比如，一户人家不愿搬迁，就算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没法开工。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诉求的个人。应该如何把握这种抽象与具体、多数与少数的关系？
蒋建明：的确，人的工作最难做。要看到，群众诉求的表达，大部分时候是合理的。有时候为了引起重视而有所夸大，也可以理解。实践中，需要克服的是“绝大多数”的思想误区。沭阳有183万人口，1%也有1.8万。我们既要让99%的群众满意，也要让1%的群众满意，决不让1%的疏忽破坏了99%的努力。
少数提出过分要求的群众，也是理性人、经济人和可以团结教育的对象，用说服教育、耐心疏导的办法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杜绝简单粗暴、动辄强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也才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被保障、心情更舒畅，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
单光鼐：少数人的诉求确实不能忽视。少数和多数是相对的。一个群体在总人口中或许并不是多数，但因背景、遭遇相似，很有可能就成为“命运共同体”，产生共同的诉求，聚集起来，就变成了多数。比如拆迁户、代课教师、复员军人等。如果辖区内存在这样一个同质性群体，更应谨慎从事。比如，浙江织里全镇人口约30万，其中外来人口就有20万人，形成了一个“大比例人群”，这就需要通过对话、协商等多种方式，了解他们的诉求，制定相应政策。
本报评论部：沭阳大力招商引资的各种举措，曾引来舆论的广泛关注，比如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就变成“代理干部”等。应该说，这也给了各级干部以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基层干部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
蒋建明：基层干部最大的压力，是发展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觉得最急迫也最困难的，就是经济如何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有压力是好事，有压力才有动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要处理好“收紧”和“松绑”的关系。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要收紧，否则就可能产生“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在严守党纪法规的基础上，对于地方的发展，也要松绑。多给地方创新的空间，形成创新的氛围。应该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干什么”，但尽量不要规定“只能干什么”。
单光鼐：在发展的问题上，干部和群众是有共识的，问题在于怎么发展，发展起来的成果如何更好地分配和共享。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分级包干、分灶吃饭”。一些县，尤其是中西部县财政紧张，一些乡镇负债较多。有句顺口溜，用“富丽堂皇”、“喜气洋洋”、“勉勉强强”、“哭爹喊娘”等词形容各级财政的境况，虽然极端，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地方干部发展压力大，也源于这种财权事权的不一致。因此，很多基层政府一心抓经济、抓发展，把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放在次要地位，或者认为只要发展了这些问题自然能解决。所以，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少数基层干部往往会“站在GDP一方”，本应成为裁判员，却屁股坐在了老板一边，最终使群众的矛头从针对企业转到了针对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