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身农村，却有着明确的城市梦想，远离父辈眷恋的土地和故园，他们渐行渐远；然而，尽管城市在他们手中越来越丰富，但融入光鲜的城市生活，却有着重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一个充满改变力量的群体，一个需要出路规划和空间设计的群体。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先后赴农民工输入大省浙江和输出大省四川视察，视察的题目是“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生力军作用”。
深入工厂企业、职业学校、居民社区，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农民工代表、基层群团组织等各方面意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论证，全国政协委员们马不停蹄、上下求索，寻找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顶层设计和现实路径。
1.
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
技能培训不足、维权力度不够，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保障不到位，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进得去、留不下”……
尽管政府多有举措，社会高度关注，但显然，工作仍处于破题阶段，并未形成整体推进之势。随着视察的深入，委员们发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政策缺位、错位和贯彻落实不到位等现象普遍，因此也难以形成目标指向一致、集成效应凸显的政策群、政策链。
“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是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同步，地域、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造成的，主观上是因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还缺乏根本把握。”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王金祥指出。
视察团指出，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进而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从输出地到接收地、从具体政策到人文关爱的统筹协调的制度体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才能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急速分化重组，农民工群体开始大规模地、历史地登上舞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我国2.3亿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逐步成为主体。
在视察过程中，视察团团长郑万通多次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在，也昭示着工人阶级的未来。能否以他们为基础和依托，重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重塑中国产业大军，重振中国工人阶级雄风，事关党执政兴国的战略任务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根本目标的实现。
应该看到，与传统工人阶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诉求多元、组织化程度低、组织纪律性不强的特点，其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有待加强，其职业技能、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视察团建议，应切实加强对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现状及发展演变趋势的战略研究，出台有效政策措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觉悟、理想信念朝着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来转变，使他们的流动性朝着相对稳定的方向来转变，使其松散性朝着组织化的方向来转变，从根本上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2.
畅通制度渠道和产业通道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可以照搬，必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
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中央已有既定方针，即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但农民工市民化快速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凸显重要和紧迫。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乏力，根本在于附着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因此尽快剥离这些利益，成为关键环节，而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视察团认为，在农民工落户问题上，应采取差别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镇应尽快取消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农民工的落户准入门槛；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积极研究放宽相关政策，通过“积分落户”等办法，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
视察过程中，成都等地推行的“还权赋能”、“确权颁证”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让委员们眼前一亮。这项创新不仅对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力推动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对于各地针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只要始终坚持农民自愿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原则，就应充分鼓励、支持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