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或许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了。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月3日提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表示，“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通常指的是“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他们是城市最基层的建设者。然而，城乡二元结构在制度安排上造成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低等现象长期存在，外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
来自山东的刘杰在珠三角一些城市里干过餐厅服务员、保洁员，也在超市当过促销员，还在一家儿童游乐场当过游艺机操作员。30多岁的她说，在广东生活了十多年，早已习惯了“农民工”的称谓，但内心深处更希望能够被视为一个“城里人”。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广东社会管理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因而也就必须更加主动地面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和刘杰一样，在珠三角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看来，政府部门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在东莞一家印刷机械制造企业担任技术员的马奎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农民工”除了吃苦耐劳外，往往还被视为文化程度不高，有时还会和脏乱差、缺乏法律意识相联系。他们建设了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他们播种了果实，却很少分享成果。
“‘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卢展工表示。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农民工称谓未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杨丹娜说，随着“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走上舞台，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他们融入企业、融入城市、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他们来到城市，本来就是谋求身份的改变，称谓的改变是农民工身份转变的第一步。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替代‘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准确。”杨丹娜说。
不少地方开始以实际行动取消“农民工”称谓，这无疑有助于外出务工人员整体印象的改善。河南中牟县不久前举行了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去年同样的活动被称为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
胸戴红花，身披彩带，踩着红地毯昂首迈入会场时，“新兴合同工人”获得了一种名义上的尊重。
“叫什么其实不重要，但是和城市户口相比，不管是看病还是孩子上学，农民工能够享受到的福利还是太少了，如果能从改变名称开始让我们享受同等权利，那最好不过了。”刘杰说。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农民工的权益鼓与呼，呼吁尊重农民工，保障农民工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有人甚至建议将农民工改称为“新市民”。
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为竭力改变农民工的地位付出努力。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云阳妇女熊德明讨薪，使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元旦，温家宝在湖南调研时特地到湘潭九华杉山居民安置小区建设工地看望农民工。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指出，要真正消除“农民工”称谓背后的不公，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调整，由此带来社会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让外来工真正地融入广东，需要许多细化的政策，不仅制度上要建立融入的渠道，还需要很多软性的活动来融合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说，比如应该让外来工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保障他们有参与讨论、选举、批评监督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成为社区的局外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应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格局”的战略方针，在坚决消除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制度性歧视的同时，制定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程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使农民身份的人从根本上不再受到社会歧视。(记者 任沁沁 王攀 刘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