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宇 图
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
农民工买票难值得社会反思
“网络和电话购票，对于生活艰苦的农民工来说，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是一个怎样的信息？社会又该如何解读“往年买票他靠的是拼体力。但实行网络购票后，票都在网上卖光了，黄庆红不会上网，有劲无处使了”话语背后隐藏的“密码”？
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买票难在相当程度上是时代的符号，既可以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上分析，又可以从公共服务上研究，但体现了农民工的全方面弱势地位恐怕是毫无疑问的，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弱势等。因此，农民工买票难既是一个与春运有关的课题，又是一个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大课题。
温家宝总理指出，“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就此，网络和电话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对农民工来说更不现实的尴尬就值得斟酌：有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求？有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群体的差异？能否以权力部门的偏好而不是公众的需求来决定政策的方式和方法？如此等等，都值得回应和反思。一句话，任何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政策都是可怕的，不利于应对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更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正因为如此，有关人士声称的“农民工这个群体实在庞大，即便所有人不坐火车，全让给农民工，还是解决不了，铁路运力毕竟有限，所有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的说法就缺少温情和人文关怀，并且，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更不是理性对待农民工诉求的上策。（朱四倍）
买票机会不应被网络、电话购票剥夺
黄庆红所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开展网络、电话购票，目的是方便人们买票。不成想，这项意在方便人们买票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却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不便。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春运一票难求，是目前尚无条件完全解决的社会难题。但是，我们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购票难问题，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购票机会还是应该做到的。因此，一部分人的买票机会不应该被网络、电话购票剥夺。
尽管我国现在有四亿网民，可是还有很多人不上网，或没有条件随时上网。所以他们就没有网络购票的机会。这不仅包括多数农民工，就是许多5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也不会上网。况且网络购票还要开通网银，很多人因缺乏安全保障而不愿开通网银，这表明经常上网的一部分人可能也不愿意网购。这些人原先还可以通过辛苦排队购票，开通网络购票后，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他们的需求怎么保证？
当然，相对网络购票，电话购票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是毕竟也有一个操作过程，仍会给有些人带来不便。而且，电话购票实际开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至今知道的人并不多。笔者两年前知道并开始电话购票，还是通过在火车站工作的亲戚了解的。为什么不能够进行广泛宣传呢？
实行网络、电话购票的确是一种进步，有利于克服种种社会弊端和保证购票公正。但是，从推出后所暴露的问题看，这些做法有些操之过急，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也没有考虑可能会给有些人带来不便，造成新的不公平等问题。笔者建议，在进一步加大宣传的同时，铁路部门是不是也可以适当增加预留窗口售票数额，开展这些新的购票方法有偿服务，帮助那些不便者解决实际难题呢？ （陈豫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