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致信铁道部”其实是一道社会考题

　　“我今年是第四次来火车站买票，票还是没有。工作人员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上抢光了。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网银)，这不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吗？”这是《温州都市报》4日刊发的 “一个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作者署名为来温州务工的重庆人黄庆红。

　　这是一封让人动容的公开信，一名农民工的无奈、悲情、愤怒和绝望，溢于言表。黄庆红，虽然只是亿万农民工的一名，他的悲情与“煽情”，却是农民工群体购票难的集体脸谱，由此，我们不免想到去年裸奔为讨票的年轻农民工陈伟伟、自驾摩托千里走单骑的农民工、徒步回家的农民工，以及不得不放弃回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这一张张焦虑而落寞的面孔，构成了农民工购票难的悲伤群像。

　　值得提及的是，面对黄庆红的公开信，铁路部门已经做出回应，比如上海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早就认识到 “网络售票有可能损害不会上网阶层的买票利益，比如广大农民工”，对于广大农民工群体，今年春运铁路推出一些实惠举措，比如，降低农民工团体购票门槛。

　　正视农民工诉求，是解决购票难的积极步骤，铁路部门解决之道还应该更多一些、幅度应该更大一些。毕竟，春运大潮中的主力军就是农民工，如果农民工不能顺利买到票、安全回到家，春运就难以让人释然。

　　透过黄庆红的这封公开信，我们还能看到农民工生活艰难。据报道，黄庆红是一名司机，他和老婆在温州打工10多年了。每年过年是他最头疼的时候。“火车票不好买，我想坐汽车回去，但车费比火车要贵两三倍，买不起。”他每隔一年才回家一次。这些细节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看到农民工仍是待富群体，舍不得坐汽车，不敢经常回家。另一方面还让人看到了农民工并没有融进城市，他们依然候鸟式生存，这就映射出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农民工变为市民仍然艰难。比如，黄庆红在温州打工已10多年，人生能有几个10多年，10多年在外父母孩子仍在老家——黄庆红幽幽地说，“我女儿今年6岁了，好久没见到，不知道有没有长高了，学会了几个字。”这种无奈的背后，正凸显出制度的无情，以及改革尚需大力推进。

　　权威数据显示，温州有300多万民工，但目前包括增加的4趟临客在内，春节前的铁路运力只有30万，缺口很大，其中西南方向车票最为紧张(黄庆红是重庆人)。铁路运力大幅度增加不太现实，可以料想的是，即便日后铁路运力增加了，但农民工难题并不能因而全都纾解。黄庆红的这封公开信，犹如一枚充满丰富隐喻的多棱镜，折射出诸多沉重现实，更是一道社会考题，亟需全社会重视农民工的权利现状，并着力解决他们的生存难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