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禁公款喝茅台”背后有个制度陷阱

　　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新华网1月16日)

　　正如人大代表所说，“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并且，从可接受的角度来说，“禁止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群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的靡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意需求和社会情绪，但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公款消费是一个“可以与否”的命题还是“如何消费”的问题？

　　高端白酒在当下既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在相当程度上也几乎成了“公务员酒”，是与平民百姓无关的，尽管很多时候老百姓不得不付出相应的成本，但是，却无法享受高端酒的“口味”，正因为如此，茅台酒的价格有时候成为腐败与公款吃喝指数的真实写照。就此，“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就笔者的看法，“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是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从逻辑上看，应是先有公款消费是否允许，再有公款消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说，消费茅台不合适，那么，消费其他诸如拉菲之类高档酒类的物品就是合适的吗？不要说高档酒，哪怕公款吃喝的中低档酒，就是应该的，可以“准”吗？

　　对“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必须跳出“钱穆制度陷阱”。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的背后就隐藏着“钱穆制度陷阱”，因为这混淆了公款消费是否正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造成对公款消费实质的遮蔽。我们总不能认为公款消费茅台不合适，消费其他的就应提倡吧？

　　公款吃喝：“能否消费”和“消费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背后的治理陷阱应正视，否则，“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跳出治理公款消费的困境。(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