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城镇化并非盲目“造城”

　　赖明常委曾多年在建筑院校、老建设部供职，在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对推进城镇化发展情有独钟，对国内外“城事”颇有心得。去年9月中下旬，这位专家远赴南美，实地调研巴西、阿根廷两国的城镇化发展沿革，从另个角度对我国城镇化如何迈健步、避弯路有了更多思考。

　　【考察城镇化】

　　南美“问城”　他山之石

　　一

　　在巴西伊瓜苏市市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赖明与该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官员会谈。

　　“我所入住的宾馆前有一条约1.8米宽、6000米长新建的健步道。那么修建这条道路，由谁决策，由谁实施，资金怎么筹措？”赖明以路切题，别有深意。

　　对方一一介绍。通过交流，赖明了解到，以伊瓜苏为代表的巴西政府若决定开展一个小型建设项目，至少需用时半年至1年，而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间则更长。城市建设项目面向社会公开信息，广泛听取民众意见。

　　赖明所到的几个城市，都很少见到大规模的拆建工程。有些城市的老城区虽现旧态但外观和功能并不过时。城市规划也大多“长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规划制定于1925年，续用至今。巴西利亚建城50多年来，不仅一直沿用一个总体规划，而且所有的重要建筑都由同一位总建筑师把关。

　　反观国内，赖明体会到，城市规划需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相协调，将人与城市的发展和谐相统一，其“不变”与“多变”应是因地制宜的审慎决策。当前，源于地方行政长官粗放的、增长至上的GDP政绩观驱动，我国部分城市的各类规划朝令夕改、大拆大建。在种种“拆”字当头、大破大立的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背后，规划与建设的社会效益究竟有多大，老百姓究竟受惠多少，存在着不小的疑问。

　　二

　　坐车行进在洋气十足的都市区，隔窗远观一个个“贫民窟”，样式各异、规格不一的平房“扎”在一起，拥挤而杂乱。

　　“贫民窟”的居民生活如何，赖明想知道。当地人回言：那里已逐渐沦为犯罪活动场所，外人难以进入。

　　在不少拉美国家飞跃式的城镇化背后，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却随着城市有效吸纳力的减弱，而落入城市“边缘”。

　　巴西城市“贫民窟”多达八九百个，3500万人居住其中，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4。阿根廷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4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占全市总人口比接近1/3。

　　巴西几年前的数据就显示，占就业人数10%的高薪阶层的月均收入，是50%的低薪阶层的月均收入的十多倍；阿根廷最富有阶层收入是最贫穷阶层收入的30倍左右。

　　“一个城市，两个世界”，城市内“二元化”明显。

　　多年来，两国一直在为改变“贫民窟”状况而努力，但效果不明显。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的城市也已出现两极分化和二元结构问题，尤以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差距最为典型。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低61.5%，且仅12%—15%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

　　赖明认为，城市内部一旦“二元化”，治理难度不亚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他呼吁，推进我国城镇化，要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城镇结构布局上加把“狠劲”。

　　三

　　在巴西，当问到男人有了钱最想干什么？回答多是：晒海滩、喝啤酒、看美女。在多个劳动场地，工人工作的状态都可以用“慢吞吞”来形容。

　　在阿根廷，有年轻夫妇在城市广场坐等救济者把新鲜的面包送到手上，更有当地媒体报道，一家几口人因懒于出门领取食物而饿死。

　　巴西、阿根廷实行全覆盖的免费医保、教育，养老保险、失业救济也是应保尽保，令人羡慕。可是，这样的福利国家却陷入了久衰难兴的困局。阿根廷至今在“中等收入陷阱”滞留达49年，已从昔日的世界第八经济强国衰退到现今最大负债国。

　　面对当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之势，有人批评过高的社会福利已成为拖累。赖明认为，巴、阿两国的遭遇与其如出一辙。他说，国家福利是保民生、促发展之必须，但一旦超越“适度”，转向过度慷慨，就可能导致经济实力无法持续承担，民众过度依赖福利而抑制劳动积极性。

　　如何避免福利过度伤经济、养懒汉？

　　赖明认为，我国在发展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事业中，应吸取教训，量力而行，让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障民众权利的同时提升其责任意识，统筹构建社保、商保和自助互助“三柱支撑”的福利保障体系。

　　四

　　漂亮的鸽子，或独自漫步，或成群嬉戏，市民为之让道，车辆为之减速。在圣保罗街头，常见此景。

　　无论是在顾客不多的小餐馆，还是在人头攒动的大超市，凡欲抽烟者，即被友好地提醒“不可”。在里约热内卢，一些外来游客常碰此事。

　　鸽子享礼遇，折射出生态理念的深入人心；游客遇尴尬，反映了对人健康的尊重和权益的保障。

　　据介绍，伊瓜苏市由政府“扛大头”，出资修建了一批房屋，将那些环境较差区域的贫民移居其中。在他们看来，以前对环境的建设性破坏给居民造成了伤害，是必偿的环保“欠账”。

　　由此略见，生态、人本，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理念在这里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蓝天、白云、绿树、海滩，当地不少城市如同坐落于生态公园中，沉醉于大自然的恩赐。

　　赖明感慨，在如今的地球村里，很多国家和地区为环境问题所困所苦，而这里尚有如此纯净的绿色和蓝色，蕴藏着希望和潜力。

　　感慨之余，赖明深为我国有些地方仍在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而忧虑，“转型之路还要走多远？”

　　发展城市的目的是什么？赖明在考察报告中引用了联合国人居署《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中的一句话：“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

　　【对话城镇化】

　　中国特色　世界眼光

　　问：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赖明：我国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广袤的国土上，用了上百年进行的城镇化发展，我国只有短短几十年，并且必须在狭小、宜居的地区展开。这就导致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走一条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许多特殊情况。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经历最剧烈的城乡变迁，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将加速向城镇聚集，资源、环境的瓶颈和贫富、城乡、区域差距将带来突出的矛盾冲突。

　　问：我国的城镇化应当如何发展？

　　赖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应该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既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对外大量移民减轻人口压力，也不可能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从容地、逐个阶段地完成城镇化过程，更不可能走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老路。我们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前提下，把握推进城镇化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协调发展。第一，就是要做好城乡统筹发展的布局；第二，就是要深化我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我们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三，是要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城市要发展，乡村也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现代的农业也要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要统筹协调地发展。第四，我们一定要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来使中国城镇化走一条低碳发展道路。

　　问：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起什么作用？

　　赖明：在很多地方，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城镇化往往演变为一种“造城”运动，以简单加法快速推进，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其中造成了很多农民“被上楼”。

　　强势的行政管理体制过多地干预城乡和区域间的市场要素流动，甚至直接参与分配，乡村、县镇、城市的发展常常受到上一级的行政制约，导致资源配置集中、失衡、低效。正是因为行政干预，使得城镇化表现出规模扩张先于产业培育的“摊大饼”式发展，出现产业分散、同质竞争、建设失序、就业困难等“城镇病”。

　　【提案城镇化】

　　既靠抓手　也靠推手

　　民革中央：建议通过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改革相关税制的方式，使地方政府增加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财力，为城镇化建设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资金渠道。

　　民盟中央：城镇化和新农村两者不可偏废，城镇化发展当然重要，但它并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必须迅速制止借城镇化之名，硬拆硬建、强迫农民“合村并庄上楼”的行为。

　　民建中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创业梦”、“安居梦”。

　　民进中央：妥善解决建设用地缺口，除了节约集约使用现有城市建设用地，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统筹配置城乡建设用地，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市的流转。

　　农工党中央：人口大规模流动使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当前，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却如同“无根的浮萍”，缺乏归属感。

　　致公党中央：经济建设持续发展，新农村热火朝天，土地这条红线靠什么来守？建议建立以节地为核心、严格土地管理的政绩考核机制，重点考核增量耕地产能和增量建设用地创造的国民财富。

　　台盟中央：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随着土地升值而同步增长。

　　全国工商联：在我国快速城镇化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背景下，当前的城市土地出让制度是推高地价乃至房价的重要原因，需要进行改革。

　　(蔡长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