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边境山区：素质型贫困凸显教育扶贫意义

　　针对素质型贫困的特征，教育的意义在此地尤显突出，这是一个长久大计

　　山腰上，二十多年前建的叉叉房，木桩为柱，竹席为地，竹子当墙，每逢雨天屋内就滴漏难止，地上两张草席即是一家三口的床铺。

　　这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村民李小兰的家。她家种有1亩水田、5亩旱地，有时找点山茅野菜在赶集日去卖，农忙时还帮人打点短工，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年收入不足千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缺粮。

　　在这个寨子里，类似的极度贫困家庭还有十来家。

　　走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的几个村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同样的叉叉房，同样的家徒四壁，同样的深度贫困。多户农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政府送的电视机，最稳定的收入来自低保，60岁以上的老人则多一份养老补助金。

　　福贡县扶贫办主任郑宝记对本刊记者介绍，全县8.8万农业人口中，深度贫困人口(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785元以下)接近3万。

　　同处滇西边境山区，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本刊记者拟赴该地时，被告知已经封山。通往乡里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每年12月至次年5月，大雪封山长达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交通隔断，行人断绝，除用卫星移动通讯与外界交流外，独龙江乡基本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

　　靠山吃山

　　从远处望去，一条硬化了的山路，一直蜿蜒到山的背后。阳光照下去，如一条胶带贴在大山上。沿途是散居的村民。

　　这里是福贡县马吉乡马吉米村。由于山高坡陡，山路崎岖，一到下雨天就给村民的出行带来较大不便。受地形和资金的制约，当地政府部门只能硬化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台阶路，而这还是在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资金盘子中努力争取的成果。

　　副乡长张晓东和乡政府一名干事同本刊记者一起，拾阶而上。一些地方的台阶，陡峭程度大约有五六十度，不一会儿，三人便气喘吁吁，随后途中只能走走停停。

　　村民余志生家的叉叉房就建在斜坡上，本刊记者想要拍摄这一住所的全景时，几乎找不到平稳站立之处。

　　走进屋子，地上及四周全是竹子编制而成的竹席，只有横梁是木头，屋顶在云南省消除茅草房的过程中改成了石棉瓦。走在地上，摇摇晃晃。

　　随后的交流中，本刊记者得请乡政府干事做翻译。当地村民都说傈僳语，超过80%的村民不会讲普通话。

　　为改善居住环境，余志生一家在张晓东的担保下贷款1万元在江边建房，不过现在才打好地基。按当地平均水平，修建房子需要4万元以上，而没有任何积蓄的村民，即使有政府安居工程补助的1万元，加上1万元的贷款，建房仍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临走前，张晓东不忘提醒余志生妻子，“钱一定要保存好，不要随便花了。”

　　走访数家村民后，到山后走访的计划也难以实行，只好回到村委会。在这里，张晓东指着村委会的办公用房告诉记者，这里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都是泥石流冲积而成。村委会及一些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泥石流多发的流水边，所以一到下雨天就让当地干部提心吊胆。

　　对于这里的生存环境，在北京采访时，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本刊记者表示，“你到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什么是穷山恶水了。”

　　2012年春节前夕，本刊记者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镇开始，一路走访了11个乡、2个镇。前往福贡县的途中，汽车沿江而行，怒江大峡谷相对高差达两千多米，多呈“V”字形，江水就从这“V”字的尖底部流过，两边尽是平均坡度在40度以上的大小山梁和峰脊。目力所及之处，除了山还是山，几无可耕之地。一些民居散落在江水两岸，这已是当地较好的居住环境了，更多的人则居住在沿路看不见的深山中。

　　“我们这里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一路随行调研的福贡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王凯民告诉我们，在社会各界的帮扶下，一些村庄的出行条件有了较大改观，比如著名的“索道医生”邓前堆所在的石月亮乡拉马底村。“但总体仍旧艰难，上学远、看病远、赶集远的情况普遍存在。”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怒江州有关部门提出靠山吃山，开发山地生物资源，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的思路，目前已经形成林果基地和药材产业基地。

　　福贡县也围绕着相关产业做文章。福贡县扶贫办干部余四江告知，目前全县种植核桃超过10万亩、漆树10万亩、草果接近10万亩、云黄连约4万亩，初步形成了规模。

　　从全省来看，有关部门提出的设想是，到2015年，在贫困地区培育10个以上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大县，10户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扶贫龙头企业，贫困地区分别新增经济林果2000万亩、经济作物2000万亩以上，出栏大牲畜1000万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