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年开销3000亿 九三学社建议三公浪费入刑

　　■ 现状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去年，国家部委打开“三公公开”大门。监察部网站2月29日发布《全国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成效明显》文章显示，去年全年，编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的131家中央部门，99家公开了“三公”经费。这表明，仍有部分中央部门未公示三公经费。另据统计，截止到去年11月1日，仅有三个省级政府公开其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

　　上月，人民网网调两会热点，20个热点问题中，“三公公开”的关注度、点击率位列前三。对于去年中央部门“三公公开”表现，超过50%的网友很不满意，33%的网友不太满意。

　　■ 建议

　　“三公浪费”应法律约束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降低行政成本也是政绩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现代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监督

　　提案援引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的案例——乘出差之便，带家属住超豪华酒店，并报销所有费用，经媒体披露后，丢掉了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提案提出，依靠纪委、人大、政协，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监督公款吃喝。这些体制内监督的手段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不符合公共管理的原则。

　　因此，根本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特别加强体制外监督。可以批准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由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更应该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媒体行使监督公款吃喝的权利。

　　另外，提案建议，直至乡镇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公款接待一律网上公示。

　　■ 对话

　　公款吃喝严格限定预算比例

　　中央财大学者曾康华认为，公款消费尚无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长期调研政府公务支出，行政消费的学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认为，遏制“三公消费”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

　　基层机关公款吃喝更严重

　　新京报：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情况，你们做过调研吗？

　　曾康华：做过调研，非常严重。越是基层机关，公款吃喝越明显。除了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挪用项目经费用于公款吃喝。同时，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官员说了算。一个部门领导拿着餐费报销，哪怕费用超支，或者压根不符合规定，工作人员也不会不报。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香港或国外一些政务人员请吃饭，往往是盒饭；而国内却是豪华的宴请。

　　曾康华：这个确实有。我曾经认识一个俄罗斯人来中国开会，宴请的标准让他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俄罗斯都从没有吃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部门为面子和形象原因，导致消费膨胀。其次，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公共财政资金不进入自己的腰包，其他使用情况就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预算的角度看，做预算时都尽力要钱；年底花不完的钱还要上交回去。这就引发乱花钱的情况，反正不花白不花，公款就是唐僧肉。

　　遏制公款消费要制度设计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

　　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

　　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07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王姝 蒋彦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