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称北京旧城保护存矛盾 规划建设事与愿违

　　在吴良镛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时，他那句“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的问话，却仍然无解。

　　3月1日下午，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十几天后，90岁的吴良镛拄着拐杖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他在前排找了一个座位，一个人凝视着屏幕上播放的关于他人生经历的纪录片。过一会儿，他将接受全场上千名师生的祝贺，而在这一切来临前，他想先静一静。

　　从上世纪40年代风华正茂的建筑系大学生，到如今的城市规划大师和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一生始终面临着破与立、理想和现实的抉择。当建筑这门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他个人的成就而得到国家认同和社会关注时，他曾经发出的“旧城保护，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其时矣”的呼吁越发显得沉重。

　　胡同里“沉默”的世界大奖

　　从1950年开始，吴良镛就开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菊儿胡同41号仍是他实现理想的“孤本”

　　繁华的北京南锣鼓巷周围，灰墙灰瓦、“四平八稳”的北京四合院胡同在这里连绵不断。假如没有人指点，许多游客并不知道这些院落中还有一个世界人居奖“获得者”——菊儿胡同41号。

　　1989年，当福利分房还是时代关键词时，南锣鼓巷东北方的菊儿胡同41号7处院落，因为吴良镛的精巧设计，成为当时少见的集资建房改造的四合院落。而吴良镛也凭借这一设计，获得了联合国随后颁发的“世界人居奖”。

　　作为“人居环境之父”，吴良镛一生获奖无数，但能够体现他人居科学理念的建筑“真迹”并不多，菊儿胡同41号成了他人居科学理论的“活标本”。

　　菊儿胡同41号位于胡同中段，在一片灰砖瓦房里，陡然多了几栋灰白相间的三层小楼，颇有苏州园林的山水画色。

　　“刚刚建完的时候可漂亮了，真漂亮！那是1989年，改革开放没几年，哪里见过这么洋气的房子啊！”2月29日，住在菊儿胡同41号113室的刘女士对本报记者说。

　　刘女士是菊儿胡同的老住户，她回忆，改造完成后，从前的一间房子改成了三居室，家家有了自来水，厕所一家一个，房前屋后也不再漏雨了。

　　“当时那真是太满意了！现在倒有点不满足了，最大户型六十几平米，有点小了。”刘女士说。

　　经历20年的“风雨”，对这套当初拿了世界大奖的房子，刘女士有了些微辞。她推开113室的房门，虽然是上午，但屋内漆黑一片。

　　“屋子里就两扇窗，一扇在楼底下的过道里，还有一扇小的在厨房里。”刘女士笑着说，白天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睡觉倒合适了。

　　不过，回到20年前，菊儿胡同改造的意义并非要力求完美。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

　　但没有人想到，这种指导作用，最终真的只停留在了指导层面。

　　在菊儿胡同41号获奖20年后，整个南锣鼓巷大部分街区仍是旧有风貌，再无仿制。记者走进菊儿胡同41号斜对面的菊儿胡同8号，映入眼帘的仍然是“一夫当关”、“鸡犬相闻”的拥挤老院落。获得世界人居奖的经典作品虽然还在声名远扬，但近在咫尺的旧城改造中，吴良镛的作品经历20余年仍“后继无人”。

　　更让人难过的是，从1950年开始，吴良镛就开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菊儿胡同41号仍是他实现理想的“孤本”。

　　据吴良镛的学生、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女士披露，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在中国兴起，菊儿小区改造受到经济利益影响，开发商在三期拆迁阶段就停滞了，最后无果而终。

　　菊儿胡同社区工作人员刘杰谈到这些年胡同的变迁时说，这些年后海和南锣鼓巷周围拆迁多次，东城区的很多贫困老住户没有等到旧四合院改造的那一天，不得不迁离老宅，搬向市郊。而菊儿胡同41号的住户，也有不少因为种种原因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