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称北京旧城保护存矛盾 规划建设事与愿违(2)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获得大会通过，这个平时常常面带笑容的老人本应十分高兴，但是他却在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泰斗，吴良镛参与了北京、天津、厦门、苏州、济南等几十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工作，他也亲眼看到这些城市正在面临“同心圆”、“摊大饼”的城市发展困境，以及交通拥挤、住宅短缺、破坏自然等西方犯过的“城市病”。更让他揪心的是，“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切，诚如他的恩师梁思成60多年前便预言的：“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

　　2005年，吴良镛主持设计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其中，他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被尘封50多年的“梁陈方案”。

　　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的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北京旧城西郊的三里河附近，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北京古城。

　　但这个方案当时遭到了一致反对，甚至方案本身也成了当时的学术禁区。

　　对吴良镛主持的这个规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张险峰曾坦言，“尽管北京提出新空间发展格局，但由于中心城区发展惯性犹在，规划难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仅如此，与科学规划作对的还有房地产开发。早在10年前吴良镛便发现，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这三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如今又有新的“住宅城”在北京周围出现。

　　这些现象的出现让吴良镛知道，他对许多城市的科学设计最后仅仅停留在了图纸上。

　　在2010年一次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中，吴良镛直言，北京旧城保护的矛盾聚焦在体制和利益方面。管理体制不完善、法律无保障、利益集团作祟，使得规划与建设时常与虎谋皮，事与愿违。

　　吴良镛在那次会议上再提“梁陈方案”，“我们要加紧工作，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北京旧城仍然处于十字路口。”

　　然而，在吴良镛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他那句“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的问话，却仍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