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南海农村变局为基层中国破题

　　中国历次重大改革的起点，往往是从农村出发。落脚点，也必然回归乡村。基层乡村是我们这个大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而今，在珠三角这个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一度以农村改革“实验田”闻名的南海区，又率先吹响了开拓者的号角。

　　南海新一轮改革，契合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其社会矛盾已发生很大改变。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收益，并没有普惠于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福利、环境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又反过来制约了消费增长的后劲，限制了经济发展的“内需”，无法形成“两个轮子一起转”的经济社会良性循环。

　　城市“反哺”农村，“先富”少数带动多数，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是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之一。

　　南海改制，从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小变局”出发，由基层村居这个中国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切入，却要完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这个“大使命”、“大目标”。

　　简单来说，他们的“抓手”有两个：

　　一是“政经分离”。将村居基层组织的经济职能和自治职能分离，把由于经济组织(经联社或经济社)股权结构及分红多少而引发的矛盾，剥离开来，让村居自治组织摆脱“重经济、轻管理”的弊病，使党组织、村(居)委员会、经济组织这“三套马车”，重新“归位”，各司其职，担当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管理职能。

　　二是“村改居”。加大财政投入，把城市社保、医疗、卫生、治安等公共服务，延伸到村居，让村民渐次享受到社区体贴服务的好处；同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民”持股进城，维持股权分红、计生等优惠政策不变，使得基层村居群众成为改革真正的收益者。

　　历史地看，南海农村改革的“样本意义”极大。肇始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农村改革，从最初发展乡镇企业、搞活集体经济；到后来创新出“农村集体合作股份制”；再到今天，在股份制的基础上又出发，寻求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新路径。

　　现代社会科学管理的要义，是“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南海考察后认为，南海的社区建设很有代表性，体现了当下中国加大民生、加大社会建设的改革大势，“把钱真正花在老百姓身上”，让村民、居民，切身感受到改革与发展的好处。

　　客观地说，中国沿海经济地区的改革正面临一个现实的考验：从前在集体土地上他们有效地发展了工业，现在能否在集体土地上“生长出城市”？

　　这个“城市”，当然不是环境污染、充斥着旧厂房旧村居的“混杂的城市”，而是经过城乡统筹、科学规划，在顺利发展了新型高端产业之后的“生态的城市”。

　　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归为两种类型：一则“英美式”的大城市、小农村模式；二则“法德式”的绿色发展模式，可谓“农业进城、市民下乡”，“村村像城市、城城像农村”。

　　中国的“城市化”，到底该倾向于前者还是后者？我们很难作出纯粹抽象的逻辑选择，必须结合中国自身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依托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差异，来进行具体分析。

　　宏观而言，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有9.4亿，即便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划归城市，农村的人口存量也有8亿。考虑到农民工短期内很难真正在大城市落户，那么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肯定仍要“栖居在乡村”。

　　考虑到这一点，任何通过简单化的制度设计，让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市民的激进的想法，恐怕都应该暂时冷却一下。

　　中国人多地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小农经济是我国的先天禀赋。在小规模细碎的土地上发展，没有集体协作，没有协同意识与合作精神，任何推进工业化、发展城市化的愿望，恐怕都是空想。

　　更不应忽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与农民发生的巨大分化。在南海，大多数乡村，其实已经“半城市化”了，农业已不是当地主业，这使得城乡混杂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而也有一些农村以“纯农业”为主，面临的矛盾就迥然不同。

　　从农民身份来看，既有纯农户，也有兼业户，还有城郊区的“出租户”，更有已经进城扎根却还保留了承包土地的农户。他们彼此之间在收入、生活条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别，利益诉求自然差异很大。

　　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有针对性，只凭良好愿望，很可能“好心办坏事”。就如南海基层干部开玩笑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南海的改革者不是“书呆子”。多年来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他们，在今天的多元利益格局下，想为农民办点事儿，没有一点实际精神是不行的。

　　他们着眼于“此时此地”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最重要的利益，因而去掉一切空想，走到田间地头，去倾听每一位农民的心里话，然后找到真正有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统筹路径。

　　在这方面，南海的基层干部明白，农民兄弟最清楚他们自己应作何选择。而最让农民反感、可能引发不满的方法，就是“一刀切”。

　　少一些合理想象，少一些浪漫主义，少一些“人家怎么样”；多一点亲力亲为，多一点乡土意识，多一点“我们怎么办”。把拉得太远的视线收回来，眼睛向下，再向下，用最实际的办法，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有了这种“实际精神”，改革者就有了胸怀和视野，就有了胆略和方法。

　　毕竟，推动一场由下而上的变革，触动既定的利益格局，哪怕只是推动一个小小的变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海人一路走来，他们性格中那种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精神，始终如一。这一次，他们同样不想为自己“留下遗憾”。

　　中国乡村基层组织需要“再造”，就像每隔一段时间要经过深耕，土地才能恢复肥力一样。而中国要获得前进的动力，就必须回到基层，从基层找到发展的灵感。

　　用南海基层干部的话说，“谁掌握了基层，谁就掌握了执政话语权”。

　　南海是康有为的家乡，康有为以一介草根书生的情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变革有为的印迹。

　　一百多年来，变革创新一直是南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文化秉性。农村的改革，艰难而复杂；南海的改革，尤其敢于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面对基层自发改革的勇气和创造能力，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鼓励。毕竟，有了敢于担当使命的“基层行动”，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才会更加生动。

　　新的种子已在这里种下，新的希望正在这里孕育。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