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谈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不可能什么都管好

　　在两会住地，全国政协委员叶向真讲了个故事：身为叶剑英女儿的她办不成的事，却被广东一个普通老汉坤叔办成了。

　　去年10月，在连续7年申请登记注册不成功后，东莞市民坤叔创办了23年的民间助学公益组织终于“合法”了。此时，同样希望成立一个社会组织的叶向真还没有找到挂靠单位，不得不在一个企业家朋友的“经济贸易发展工作委员会”名下推广传统文化。

　　根据国务院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组织必须挂靠主管单位方能登记注册。这被民间组织戏称为“找婆婆”，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对媒体表示，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坤叔终于甩开“婆婆”，这一度被视为广东省社会管理创新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强调：“我们有精力管的都没搞好，没精力管的好像都搞得挺好……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

　　如今，“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明确表示，政府要转移行政职能，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和市场主体来承担。

　　叶向真坦言，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她并不熟悉，但她觉得政府不可能什么都管好。“我父亲有时候喜欢骂人，有一句话叫，卢沟桥的狮子屁股，门门儿不深。”

　　新的形势让她很高兴，她已经想好未来在民政部门登记时要取个“好听的名字”，毕竟在一个经济贸易发展工作委员会里讲授传统文化，“感觉总是怪怪的”。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中央财政已首次将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列入财政预算，一系列改革已相继发生。

　　在广东，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在上海，确立了分类建设、分类扶持、分类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工作要求。

　　在北京，4类社会组织已经试点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两会期间，李立国部长表示，以此次两会为一个新的起点，政府转移部分职能以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进程将大大推进。

　　3月6日，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时，钟南山代表发言指出，许多社会组织尚未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搞不太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汪洋则表示：“如果你们觉得该放，对发展有好处，对社会治理有好处，但是碰到法律上有障碍，那我们一块去‘上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会场上谈起这个话题也深有感触。他说，前几年只有高校才会请他讲“社会管理的话题”，而如今盛情相邀的，多是地方党委、政府或人大。

　　在王名眼里，这条政府转型之路并不轻松。事实上，“社会”一词是1900年左右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被国家“吞噬”，在人们的习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不信任与敌对，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等。

　　“政府包办了一切，却不一定高效。”王名评价道。

　　他记得，2004年，有一个国内市长学习班赴美国华盛顿市交流。美方市长用了很长的时间热情款待他们。忙惯了的中国市长们狐疑地问：“我们一个市长加七八个副市长，天天24小时不关机都忙得不得了，你怎么整天没事儿干？”

　　“大部分事情都靠市民自己解决。”美方市长笑着回答。

　　王名曾在河南信阳做过深入调研。让他印象极深的是，市委书记每天开完会都要拎着一大包群众来信回去，一封封地亲自批复。

　　“我觉得不做对不起老百姓，做又很无奈。”书记对王名说。

　　在谈及《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着重拎出了“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这句话作分析。在他看来，随着社会力量逐渐发育成熟，政府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哪些事情是政府非做不可，哪些事情是政府可做可不做，哪些事情是政府不该做的”。

　　参加两会前一个月，王名闷在家里写了10份提案，其中大部分都与“社会管理创新”有关。他坚信：“社会管理创新是第二次改革，改革空间最大，条件最成熟，风险最小。”

　　王名计划，政协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就前往东莞，去看望“有了身份”的坤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