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发挥文化优势 以积极理念解决老龄化问题

　　●所谓积极老龄化，一个因素就是把高龄失能失智者需要长期护理的阶段缩到最短，以积极的方式把经费降到最低。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尊老孝敬文化，对积极老龄化有重要作用。有西方学者看到中国老人们在公园唱歌锻炼展现出的和谐时，感到那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积极的老龄化”是最佳选择

　　编辑：读者来信版“老龄化的隐忧”系列报道的推出，缘于我们对正在腾飞的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忧虑。从我们前三期的报道以及最近众多媒体披露的当今中国养老问题也可以看出，这种忧虑是相当普遍的，也是不无道理的。许多人都在担心：将来我们如何养老？老龄化的中国发展后劲在哪儿？但据我所知，曾在民政部及其所属报刊工作了十几年、又是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硕士、剑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博士的你，却没有那么悲观，而是提出了“积极的老龄化”主张。这种乐观源自哪儿？

　　潘屹：根据老年人面临的三大风险——贫困、疾病和失能，老年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三部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服务三大制度。这三部分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经济或者收入为保障的福利，包括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包括照护保险)等。第二类是为老人提供的老年社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也包括健康照料、日常生活帮助及情感支持。

　　老龄化社会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支出，老龄问题成为西方社会的包袱。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难以承受养老的过高支出，于是有了一个“去机构化”的趋势，即让住在医院和医疗机构的老人回到社区，在社区内开展护理照护。这个趋势，让许多住院的老人回归社区，节省了大量的社会支出。但是，这种回归社区的趋势还是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的负担，在社区里还是需要有机构提供照护服务。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西方国家对福利政策做了许多改变，包括削减国家福利、实行福利的多元化、强调个人责任等等，但是多种尝试都不能解除西方国家的福利困境。

　　2002年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积极的老龄化”思想，给国际社会老龄工作提供了指导。我所说的积极的老龄化，是加入了特定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积极因素。

　　应对老龄化，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编辑：要知道，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是未富先老，相对那些先富后老的国家，我们具有明显的劣势。你所说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积极因素”是什么？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中国有什么比较优势？

　　潘屹：中国的老龄化现实是严峻的，此不赘述。我强调的是，在制定养老政策措施的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解决养老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我认为，积极的老龄化包括几个方面的涵义：是积极主动地行动而不是被动地应付；是预见性、预期性的准备，包括贮备和积淀的意识和资源；是可以产生动力和激励的机制等等。我们之所以要有积极态度，是因为中国有文化积淀、社会制度的优势、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社区建设资源的储蓄等积极因素，这些形成了应对中国老龄问题的有利条件。

　　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具体体现在老龄问题上的集体主义文化。养老服务，不仅仅是照顾护理和家庭服务，老人的身心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中国，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大部分老人都爱聚众下棋、聊天、唱歌、跳舞。各地出现的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文化体育娱乐现象，是中国独有的一景。规模之大，参与者之广，在多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养老的渗透。集体文化不仅促进老人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传递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信息，符合联合国提出的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精神，而且，其表现形式——文化养老是积累储蓄式的，这种储备养老，符合中国的节约预防式的文化传统，节约了国家和社会所要投入的老人卧床不起后的护理成本。所谓积极老龄化，一个因素就是把高龄失能失智者需要长期护理的阶段缩到最短，以积极的方式把经费降到最低。中国这些看似文化娱乐的现象，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需要专业工作者和制度建制等才能解决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积极的作用应该论证为中国养老模式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尊老、孝敬等。在传统的文化认知上，老人不会因为退休而失去家庭社会地位，反而会受到孝敬。还有家庭亲情文化、家庭结构和邻里互助等，在商品社会过程中，核心家庭结构在增多，但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扩展家庭，保持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帮助依存，家庭依旧是基本的福利单位。中国传统文化多年积淀形成，虽遭侵袭破坏，依旧坚韧地绵延续展，发挥着福利的功能。文化软实力的沉淀力量要大于建构一个护理机制，同时比建立护理机制更难。当然，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需要把这些文化软实力通过政策设计变成一种优越的制度。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软实力变为制度，构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制。

　　编辑：这种文化优势的确是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的。除此之外呢？

　　潘屹：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制度决定了三点。第一是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社会权利。第二是经济基础。中国在理论上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全体人民拥有福利权利的矛盾。第三是国家的统筹计划。比如中国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的中央财政调控与转移力度，中央补贴基础养老金，从东部到西部的财政转移：西部为80%，中部为60%，东部是20%。

　　再有就是中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城市的老年娱乐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得到社区的支持。这是一个有群众基础、又有地方政府支持的服务平台。例如，在山东乳山的银滩，每年从4月到9月聚集了全国各地到这里养老的人。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广场唱歌跳舞。当地政府和社区组织的支持除了提供场地，还提供方便的电源和设备。中国文化养老的形成，以中国的社区组织结构为依托，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网络。而社区组织除了沿袭与变革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外，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的国家设计与建设，因此需要在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完善机制建设。再有就是中国多年在社区平台上积累的人力资源、投入的设施建设等资源储备。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魅力

　　编辑：外国学者怎么看待中国的这种养老文化与实践？

　　潘屹：许多人给予了积极肯定。早在2005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社会学者一行，到了海南，还去了上海，听到老人们给他们高歌“友谊地久天长”时，他们禁不住流下了热泪。2006年，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从中国访问回去后在讲堂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不是掠夺和侵略。当我在那里，看到老人们在公园唱歌锻炼展现出的和谐时，感到那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北欧是世界社会服务最好的国家，我的芬兰导师、北欧社会服务研究的领军人约尔玛·西皮莱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高峰论坛时，会间休息去后海喝咖啡，却迷恋于聚在一起拉胡琴、唱京剧的老人，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们照相。伦敦政经学院的大卫·匹查德教授在会议的间歇来到美术馆周围，看到老人聚在一起下棋，走不动了，停下来看。我的芬兰社会工作和台湾社会学界的朋友到北京，都有一个安排，起大早到龙潭湖公园和天坛公园看早练的老人。

　　编辑：没想到我们司空见惯甚至有些不以为然的东西外国人这么感兴趣。

　　潘屹：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西方不同。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文化。他们有老人参加的活动比中国老人参加的更具挑战性，比如选美、跳伞、潜水等，但是大多是成功人士或是社会名流。第二，西方文化是强者的文化。有收入有地位的是成功者，以养老金度日的老人沦为弱者。当我在西方为男士长者让座的时候，长者不会接受，认为女士优先而不是老人优先。中国的文化是尊老的、有孝敬涵义的。第三，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对家庭造成了破坏。随着大量增长的同性恋、单亲母(父)亲、未婚同居、未婚母亲的出现，对家庭已经很难定义，婚姻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结构。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世界里，法律婚姻已经不再居于垄断地位，作为一个性别的结合不再是唯一的社会认同。

　　我们和亚洲紧邻的文化相通，但是为什么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朋友也对中国老人的娱乐活动抱有浓厚兴趣？如前所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在组织老人活动上发挥了作用。日本学者来中国开社会福利研讨会时发言说，日本要学习中国四川地震后的经验，即灾民都是按照村委会社区有组织地居住，这样有助于得到救助。其实，中国的社区组织在养老上也在发挥着很大作用。嘉 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 潘 屹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