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与整合 中国共青团面临更深层次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后的10个月,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4日将迎来成立90周年的纪念仪式。
中国共青团是伴随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的,团中央机关旧址与党的诞生地都位于上海。统计显示,中国已有超过7800万名共青团员,这一数字与中共党员的总数已十分接近。
截至2010年末,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超过8000万名。35岁以下的党员有1951.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4.3%。青年成为党的新鲜血液。2010年全年,中共发展35岁以下的党员251.6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八成以上。
“我12岁加入共青团,19岁毫不犹豫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出生于1984年的朱丽莉是上海一家大型审计公司的“80后”党支部书记。“我入党的理由很简单,我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后来我家的经济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我总觉得是党的经济政策好,我对党组织很信任,而且有一种感恩。”
朱丽莉所在的党支部今年又接到5名青年递交的入党申请,他们都是共青团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工作能手。这个“80后”党支部在最近三年内从不到10个人,扩展到30多人。
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统计显示,近年来该市发展的28岁以下青年共产党员中,约90%经过了共青团组织的“推优”举荐。共青团为党输送了大批富有活力的年轻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说,“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过,现实中不是每个共青团员都必须成为共产党员。而且在社会结构正在变化的中国,青年的追求和信仰也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的工作和行为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中国“80后”、“90后”年轻人,被不少人认为是缺少信仰的一代,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他们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平时触碰政治的机会较少,喜爱歌手周杰伦、李宇春,写手韩寒、郭敬明,以及国际明星。
来自江苏徐州的26岁软件工程师葛超是一名青年党员,最近在上海参观团中央机关旧址时他意外地发现“姚明和雷锋被陈列在一起”。在葛超看来,“小巨人”姚明虽然不是党员,却具备了值得年轻人崇拜的许多品质,“他很正直,他担心社会道德和信仰问题,他创办了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姚基金’,还为保护黑熊发出呼吁,他是一个很活跃、很有说服力的偶像。”
2011年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活跃的青年社会组织超过5万家,活跃青年超过20万人,这些组织包括青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学生社团、国际青年组织在沪分支机构、与海外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NGO)等,目前有500多个组织与共青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些组织大多由兴趣相投的年轻人组成,超过50%具有公益性,其中还包括用嘻哈街舞、饶舌音乐模仿雷锋形象的行为艺术社团。
“无论是共青团的活动,还是学校社团或NGO一类的活动,我都乐意参加。”在高中时就参加社团活动,并模仿NGO模式在校园里设立关爱社的于希旖说,这个自发形成的社团在早期就有50多名学生组成。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副部长霍井轶说,不能简单地将“体制外的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隔绝,上海这项持续长达8年的探索,试图密切与它们的关系。
“如果是在十年前,很多人把共青团和那些青年自发组织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与非’的矛盾,而今这种习惯性的‘对抗心理’已经有所减少。”复旦大学青年组织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博士分析。“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中共倡导‘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成果,一种有机的组织关系正在形成。”
郑长忠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隶属于政党的青年组织,它与社会上各类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唯一的诉求是实现执政党可持续的领导与发展。在中共执政60多年、党和团诞生90年之际,共青团面临整合多元价值观的挑战。
他认为,这样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结构近年来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令青年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单位人”的青年与政党、与共青团,有着高度的利益相关,而市场经济背景下,青年个体是“原子化”的,除了职场契约外,在社会上处于一种“漂浮”的状态,共青团需要重新考量如何与青年建立密切的关系。
“正视社会上多元的价值观念和形形色色的青年组织的存在,成为必要的一步。”他说,今后共青团与青年、与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新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将令共青团在年轻人中的话语权得到巩固和扩大。
“‘服务’可能会替代‘管理’,将处于传统体制内外的人们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通过兴趣和公益把大家连接在一起。”霍井轶展望。
他认为,共青团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任务,是一种精神文化领域的塑造与整合,这关乎中国青年作为国家和民族希望的可持续发展。(记者许晓青 任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