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回顾中共思想历程：9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

　　开 辟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在为这个会议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翻开《邓小平文选》，在他改革开放初期的谈话中，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了成熟的想法和清楚的表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理论上的答案是如此简单、清楚，但现实中却为此费尽周折，走过不短的弯路。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政治运动的办法，“大跃进”的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都不行。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另辟蹊径，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一条路，是没有别的办法之后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大声疾呼的那样：“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1985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在这一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信心满怀地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谷。中国道路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集中发表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他从不迷信自己的著作，从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1981年，他在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