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从乌坎到元宝 中国式民主走在轨道上

　　同样面对主掌村务数十载的村支书，广东乌坎村村民发动示威将他们不满意的干部赶下台，黑龙江元宝村村民却在期盼深孚众望的古稀老领导连选连任。

　　在中国30年村民自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两个村庄的不同发展轨迹使人们再次看到：什么时候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什么时候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党就能在广大群众中赢得支持和拥戴。

　　在新一届村委会上任4个多月后，新华社记者在回访乌坎村时看到曾被村民视作“畏途”的村委会大楼贴满村干部薪金、工作人员生活补助等信息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乌坎村社会主义新农村近期建设规划图(2012-2015)》赫然在目。

　　村民吴吉金说：“以前的村干部一天到晚跷着二郎腿在大楼里泡功夫茶，很少有村民敢进去，现在，连晚上和周末都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干部值班，随时为村民提供服务。”

　　虽然曾多次作为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见诸报端，并获评“全国文明村镇”，乌坎村的集体资产运行被乌坎村委会认为是“最难以启齿的问题”。

　　据新当选的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恋介绍：“今年年初村两委新旧交替时，一个数字一张纸都没有，唯一到手的就是两个公章。”

　　负责账务工作的村委会委员孙文良透露，他当选之后发现，村里集体账户的资产只剩下10来万元。村内仅有陆丰富荣针织厂等几家企业，经营状况不理想，不能给村集体提供什么收益。

　　去年9月，乌坎村部分村民因怀疑村集体土地流失、财务不公开、村干部违法违纪和村委换届选举不公等问题上访，并发生群体性事件。

　　根据纪委和监察部门的调查，原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在近40年的任职期间，涉非法转让土地、利用职务侵占村集体财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违反廉洁自律收受红包、违规购买小企业、违规操作村民委员会选举等违纪问题。

　　薛昌和陈舜意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违纪所得的金额也被收缴。

　　村民蔡义峰说：“像元宝村那样的村子真让我们眼红，我们现在期望村里修路通水的民生工程赶紧建好，希望有更多企业来投资建厂，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分红，生活才能好起来。”

　　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却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的乌坎村相比，地处东北的元宝村不通铁路，没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却在村支书张宝金带领下，从改革开放前“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元宝村目前已有38家各类企业，年产值达3.3亿元，村民90%的收入来自工业，人均年纯收入1.82万元，高于全省1万多元。它也是中国的“铅笔之乡”，供应全球约四分之一的铅笔和60%的铅笔板。

　　1980年首次当选村党支书的张宝金学裁缝手艺出身，虽然只读了四年书，但他尊重村民意见，善于为村民谋福利，赢得了广泛认可。

　　有着32年党龄的张宝金说，他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与群众交心、遇事信大伙，不断学本领，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这样，基层党组织就会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元宝村村支部每天都开早会，冬天6点半开，夏天5点半开，了解和学习党的政策，梳理前一天的工作和部署当天工作，看看村民都有哪些疾苦要解决。

　　村里大事小情都视重要程度，通过村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甚至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定期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比如，在开展预算投资达302万元的小黄泥河整治护岸项目时，元宝村专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30名村民代表出席会议发表意见，大家投票同意后，代表对会议记录认可签字按手印，项目才进入实施阶段。

　　“群众是咱的主人，啥事咱都不能瞒着。”张宝金说。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认为，乌坎村的教训与元宝村的经验说明，一个村子的发展绝不能完全建立在个人自觉自律的基础上，必须要通过制度的力量，以组织化的监督和民主化的决策和管理，来保障群众的权益，激发群众的创新力。

　　他说：“乌坎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原来的村两委没有落实村委会组织法，没有遵循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原则，把老百姓的权利给挤占了。”

　　吸取教训，乌坎村新任村两委在当选后首先利用半个月的时间接受培训、确定分工、建立制度。乌坎还在109名村民代表中选出(村两委成员不在其中)5人，组成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两委的违法违纪行为，特别关注财务问题、防止村两委乱开支乱花费。村内讨论重大事项时，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必须在场。

　　民政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村有59.9万个村委会、480.9万个村民小组，共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241万人。目前，85%的村建立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92%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中国农村迄今已普遍开展了8轮以上的村委会选举，98%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设置秘密写票处、竞职演讲等普遍实行，村民参选率达到95%。

　　詹成付说，过去10年，基层群众自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已经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上升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的“基本政治制度”。

　　他说：“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涉及七八亿人口，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推进就能使大多数国民得到持续的民主训练，既有助于选举文明的培育，又能为参与更高层次的民主打下基础。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中国基层民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詹成付认为，防范村两委干部腐败的任务具有长期性，而且今后会越来越重，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对农村村级组织工作运行保障和三农的投入在不断增加，农村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的项目增加了，村干部过手的资金量增多了。

　　他认为，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制度，要进一步推进民主和法治。(记者詹奕嘉 王春雨 程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