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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官:有铁一样纪律的“文装解放军”

2012年08月23日 16:42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参与互动(0)

  新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

  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人总是有追求,有梦想的。我们外交人员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外交官职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傲视蛮夷到“跪着办外交”,卑躬屈膝,受尽列强欺凌,甚至丧权辱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对外关系和外交队伍都要“另起炉灶”。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为了“另起炉灶”,重建外交队伍,中央决定从党内和军队紧急抽调一批得力的领导骨干。

  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张闻天等先后被派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十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而另一位将军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第一任司长,并于1950年被总理点将以“大使衔特派代表”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义凛然地控诉其侵略台湾罪行,震动了整个会场和西方世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伍修权在联合国的表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他被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总理亲自教的,但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对外交往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而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而不懂外语的使节,更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苏方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对方反华后,当众昂首退场。他起身时还有意站了两三秒钟,好让苏联老百姓和外交使团看清我们反修的坚决态度。而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难怪有的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廉洁朴素,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使馆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但调研报告的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已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王大使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陈,其亲家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

  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们的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和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令人敬佩,对总理也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听老同志说,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都视总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因为每次见面时,总理总是不耻下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了解情况,又是对你进行考试。有的“考”得实在太差的,总理从不讲情面,要给予“狠狠的批评”。鉴此,他们会见前总要进行反复认真的“备课”,但总理掌握情况之细、思考问题之深是无人能及的,大家从每次谈话中都能学到许多东西。当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后,总理立即把部里三级领导找去,一个司一个司地询问,他们主管地区中哪些国家投了赞成票,几乎无一答对答全,都被总理一一纠正补充。

  周总理率先垂范,一再强调外事无小事,授权有限,外交人员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进外交部的第一天,各级领导都引用总理的这四句话对我进行入门教育。这是外交部的立身之本,也是传家之宝,是新中国外交官的崇高价值追求。现在宣示的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忠诚、使命、奉献”,也是和周总理倡导的十六字方针一脉相承的。

  我退休后,应邀回部或到外交学院和其他大学讲课时,挂在嘴边的还是周总理留下的传家宝。当然,我是联系近40年外交生涯中的亲历、亲闻,口述一个个经典案例和花絮故事。有一次,我在外交部大楼的走廊里遇见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说认识我,前年在对外经贸大学听了我的讲座后才决定报考外交部的。对此感到很欣慰,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回报吧。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不能不提及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外长”,他就是接替周总理兼任外长14年的陈毅副总理。我们外交部的老人至今仍亲切地称呼他“陈老总”,其特有的精神风范和浩然正气也使年轻一代外交官心向往之。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1965年那次堪称震惊世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连珠炮般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即兴发挥,妙语如珠。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他横眉怒吼:“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陈老总在“一切都报”后面特地加了一个“销”字,寓意非同一般。当毛主席在中南海听了答记者问的录音后,高兴地称赞道:“讲得好!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

  1969年,在“文革”中已“靠边站”的陈老总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以超凡的战略眼光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不合常规”的战略判断: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的重大政策建议。(文/周晓沛 作者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原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原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编辑: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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