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成治庸平台 舆论监督催生“马上就办”

　　今年以来，电视问政如同酷暑的温度一样，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并在更大的空间辐射开来。

　　电视问政迅速发酵

　　多年前，电视问政曾出现在兰州。2011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发力的电视问政成为官方治懒治庸、沟通政府与民众的一个平台。

　　去年5月底，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14家责任单位就住房、交通、环保等突出问题作出“半年有根本性好转”的整改承诺。

　　半年后，武汉市首次举办电视问政，作出承诺的官员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现场提问、评议，“天下奇闻，马路变‘跑道’”、“企业办事被索要‘信封’”……武汉电视台首次电视问政收视率一度超过同期热播剧。

　　2012年3月初，武汉市交委、城管局等27家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就规范出租车营运秩序、查控违法建设等“十个突出问题”公开承诺。2012年6月底至7月初，承诺整改电视问政在武汉一电视台直播，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等29名政府官员前来应考。

　　“小餐饮如何规范管理”、“如何理清部门职责”成为市民和评论员发问的主题。这次问政被称为“期中考”，12月将有“期末考”，检验各责任单位整改落实情况。

　　一时间，武汉电视问政成为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品牌。

　　武汉电视问政迅速发酵。如今电视问政已出现在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成为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的一个样本。各地的电视问政形成趋同的流程：整改汇报(官员介绍)、暗访实播、群众(市民)提问、投票表决、公布结果、表态发言。

　　“才修好的路，怎么又开始修，请问一条路的使用年限到底是多久？”8月9日，河南省洛阳市广播电视台开展的“百姓问政”，主题指向2012年重点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先后直播9场，每场电视问政70分钟。

　　“为什么征地款和青苗补偿款没有到位？安置地由谁负责落实？什么时候解决？”8月23日，湖南省郴州市作风大整顿，对“交通大建设、城市大提质、产业大转型”进行电视问政。2个小时里，该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局、国土资源局、重点办四位局长、主任直面11个曝光问题，回答市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犀利提问。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今年初，电视问政出现在北京高三学生试卷的选择题里，答案的正确选项是：电视问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一些地方的公务员面试中，“如何评价电视问政”也成为考题。

　　电视问政问出威力

　　我们不难发现，电视问政的阵势来源于强力的行政推动主导，媒体作为酵母，放大和扩展了它的影响力。

　　8月14日，湖北省首场“三农版”电视问政的主办方赫然标注为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在电视台演播大厅，该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现场观摩指导，湖北电视台、湖北广播电台、湖北网络电视台等进行直播报道。问政的事由也是湖北省纪委曾在暗访中发现的骗取退耕还林补助、投资百万元的水利设施不达标等问题。

　　无独有偶。武汉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的电视问政直播现场，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市长也临场观摩。其间，还通过湖北省纪委组织全省17个地、市、州的纪检代表参加观摩，行政主导的痕迹十分抢眼。正如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力挺电视问政：不能当成一般的电视节目来办，应成为暴露问题、解决问题、联系群众、推动工作的平台。

　　无论是洛阳电视问政，还是郴州电视问政，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借力舆论监督，解决民生难题的迫切愿望。面对摄像机和现场群众，尤其是场外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让官员确实冒汗、尴尬。这种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的结合，对解决民生问题有提速加力的效果。

　　当黄冈市巴河镇五洲大畈灌渠投资100多万元却成“摆设”的电视短片播出后，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何大春在电视演播现场表示，必须严肃处理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电视问政现场，被“点名”官员当即给举办方工作人员发短信，表示“马上调查、立即整改”。

　　“问政”问出“马上办”，让官场刮起了一阵新风，推动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

　　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问题

　　7月初，武汉电视问政。面对关于某居民区附近“三无”搅拌站问题的追问时，该市建委主任王立颇感紧张。王立被要求回答“该不该搬”。“如果没有资质必须搬走”，王立说，建委已下停工通知，他承认负有管理责任。赵振宇追问道：“为什么下了通知，它还敢办？如果你就住在那个搅拌机旁边，有何感受？”

　　王立握着话筒说：“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那个区域肯定是不高兴的。我给周围老百姓道歉，是我们工作不当。我们改进吧。”当晚，执法人员赶往该搅拌站。两天后，武汉市全面排查“三无”搅拌站。

　　在各地风生水起的电视问政图景中，现场提问、官民互动无疑是一大看点。场内观众提出的“麻辣”问题吸引场外观众的眼球。这种群体性情绪形成的舆论磁场，颇似民众对官员的“质询”。

　　这种“质询”，事实上是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拷问着官员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正如洛阳广播电视台《百姓问政》节目主持人丁禹森所言，百姓需要的不是节目，而是一种有效的沟通。

　　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公众关注的是曝光问题与行政效能；作为行政监督，官方更在意电视问政的沟通效果，对官员的触动，以期改进作风。

　　有人担心，这种电视问政能走多久？电视问政往往体现主政者的施政个性和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行政痕迹，会不会从一时热闹到审美疲劳？

　　有网友评价说，电视问政可能还是秀大于问。在各地举行的电视问政中，有的演变成一场主持人的个人秀，市民问政的场景太少，观众提问的机会太少，“怎么看都像是主持人一个人在问政？”洛阳市监察局局长姜涛说，“如果把问政的主角交给现场观众或场下观众，有些话让真正的百姓去说，主持人只起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才是百姓问政”。

　　电视问政轰轰烈烈的同时，人们开始冷静思考：能够“马上就办”、“明天就改”的事，为何要等到问政？一些官员开始遭到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问：“电视问政之前干什么去了？”对政府来说，主动负责比事后问责更重要。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庞大的行政体系一遇到问题、难题，就出现“梗阻”？比如说，像死人领3年粮补，“退休”村干部向村民摊派养老钱，花费百万的水渠成摆设这类问题，有的在县级层面就可以解决，有的是一个科长的职责，为什么非要厅长在电视中表态才能解决呢？为何需要动用如此密集、高端的行政资源？关键是行政程序要动起来，形成彻底解决问题的正常机制。

　　“我们不可能天天电视问政。”据武汉市委透露，正在研究建立常态工作机制，使相关部门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迅速主动地解决问题。

　　不过，网友们支持电视问政，相对于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组织化程度较高，处于可控范围内，且策划精细，问答理性有序，无疑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好形式。

　　但是，如何保持电视问政的经常化，如何从行政主导走向舆论主导，如何从主持人问政转向百姓问政，如何跟踪电视问政的承诺，如何避免“口水秀”，是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话题。(田必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