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政部官员谈在中国搞公益：少些抱怨多些尝试(2)

　　齐鲁晚报：其实说起来，建设性倡导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中是不是还存在一些抱怨甚至是戾气？

　　王振耀：是这样。但就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挑战而言，我不同意现在很多人说是道德低下、社会要崩溃了，不是。现在是提升性的挑战，我算得很清楚，我有个说法，2010年中国人均GDP过了4000美元，实际比小平同志当年的目标提前了40年，小平同志当时预测是2050年能达到4000美元。其实中国进入WTO以后发展的速度快得让全世界都准备不足，中国自己也准备不足。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准备不足？

　　王振耀：提前40年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然后呢？2011年竟然过了5400美元，今年可能过6000美元。过了一万美元，那基本上就是发达国家水平。那我判断，照这个势头，不出大的问题，到2016年前后就可能是一万美元。那我们更没准备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奶粉、空气、交通等问题，全来了。像交通问题，接着就衍生出来这个要限号那个要限购，这都是发展提升之后的问题。

　　齐鲁晚报：是对生活变化的快节奏感到不适应？

　　王振耀：对，不适应。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提升的问题，不是崩溃性问题。提升问题是我们都没有遇到过的，因此就要民间的高度参与，很多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是利益矛盾。比如说毒奶粉事件，(政府和民间的)利益都一致，是管理问题。

　　齐鲁晚报：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不满意。

　　王振耀：民意更多的是表达利益诉求，而我们以前是注重解决传统的利益诉求，所以那些办法失灵了。

　　齐鲁晚报：就像您以前说的，当出现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失衡的问题时，要注重用慈善和公益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实际有一些社会问题，在将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比如说，养老、儿童，这些护理照料的工作，不可能都由公务员来解决的，它还是需要一些专业化的组织来解决。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大量的社会服务都需要民间组织来做，当然，政府要提供资金支持。

　　齐鲁晚报：是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吗？

　　王振耀：对，这就跟原来出现了很大不同。你发展得很快，矛盾很多，用原来的方法解决不灵了。那怎么办，就需要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方法就需要调整原来的很多理念。

　　齐鲁晚报：怎么理解您说的这种创新？

　　王振耀：主要是解决问题。比如说儿童大病保险，邓飞找了几十个保险的专家，在那里天天论证，那就是创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帮理想家，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你想政府要找一帮专家做课题，可能就不会像他们这么有活力。

　　“就像做大病救助，这谁有经验？没经验。民间如果能调整一下试试，能带头，中国社会变动我认为会加速十倍。”

　　齐鲁晚报：跟邓飞交流的时候，他一直很看重您对他讲的六个字，“合作，建设，进步”。

　　王振耀：我是这样讲，你和政府合作，没有什么吃亏的。你合作起来做什么？做建设；建设的目标是什么？是进步。我说，邓飞你做了多大的事，你做了2000万元，社会募集来的，撬动了160亿元，这从世界范围来看，你做了最大一笔赚钱的生意，当然这赚钱是为老百姓。

　　齐鲁晚报：上次采访时您也提到，这是世界慈善史上的一次创举。

　　王振耀：是创举啊，以小博大。就是民间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能够带头、倡导，我没有骂，只管做，做的结果就是政府把政策调整了。

　　齐鲁晚报：是不是等于替政府做了一场试验？

　　王振耀：“大病保险”也是这样。你做了以后，卫生部就找你，各个部门就找你。人家听听，你做的这个事靠谱。我觉得这样好啊，民间就是知道民间疾苦嘛，但你不能知道了就必须要求政府变，而是很多新政策，我们都没经验。就像做大病救助，这谁有经验？没经验。民间如果能调整一下试试，能带头，中国社会变动我认为会加速十倍。

　　齐鲁晚报：实际上，“大病保险”喊了很多年，包括温总理2009年在火车站救助白血病儿童，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有很多争议和阻碍吧？

　　王振耀：那是当然。我以前是福利慈善司司长，温总理在天津火车站遇到那个白血病儿童，最后批示落实就到了我那个司，就我来落实。我做了一年调查，跑神木、看国外，到底都是怎么动的，设计出几套方案。做完就动员王健林先生怎么捐，冯仑、王石都捐款。好的，弄出来了，地方一些试点也都试了，各方面的东西基本都弄完了，邓飞来了，让我帮帮这个事，我就把这些事、经验都介绍给他，然后他就邀请我一块发起。

　　“‘天天妈妈’能公开，微公益能公开，红会、慈善总会为什么不能公开？这对官方的慈善组织的确是一种提醒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