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表态力度前所未有(2)

　　仅仅用削减审批项目的方式去释放改革的善意恐怕已经不够了

　　不久前，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谈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无奈坦承：“我调查了6个项目，按程序来走，把所有的审批程序走完，需要310天。”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也曾经进行过一次立法调研，发现企业办一个事情最多需要盖125个章，而实际情况往往“比这还严重”。

　　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层面一级观察，行政审批改革10年间，并不乏“重拳”出现。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而其最大的用意在于“收权”——相比于过去的许可泛滥，如今能新设许可的只有全国人大、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一刀切式的可以适用于所有政府审批事项的《行政许可法》，在世界上并无先例。“我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机制的形成，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一个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秩序。”周汉华曾经这样对媒体解释立法初衷。

　　现实却并不乐观。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撰文指出：有关行政审批的概念五花八门，变相设定行政审批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

　　荒唐事也时有发生。2008年，河南漯河市裴城镇政府要求农户在办理“砍伐证”、“准运证”后才能收割玉米，且每亩玉米缴费500元，否则将“给予严重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不久前，甘肃省质监局则刚刚叫停“暂行”14个月的《甘肃省生产加工食品小作坊加工许可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加工油条、卖馒头都需要办行政许可证。

　　多年来，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副处长张道阳亲历了若干次行政审批改革。

　　他发现，行政审批与计划经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一些圈子里，他至今还能听到“炒指标这样的事情”。他还发现，由于审批权在地方的各个部门之间常常互有交叉，因此部门摩擦并不鲜见，“有利益抢着上，没利益躲着走”。

　　“各级政府机构已经习惯于将审批作为日常行政方式。”张道阳说，“这个时候，一刀刀地切豆腐，一点点退，仅仅用削减审批项目的方式去释放改革的善意恐怕已经不够了。”

　　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真正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靠审批是审批不出合格市场主体的”

　　事实上，在这个热翻天的时政新闻里，最令这个一线改革者感到眼前一亮的内容是：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不仅如此。对于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设定的审批，如果觉得不合理，广东也有权突破甚至取消。

　　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委领导曾特地拜会国家工商总局。之后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了一个以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文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支持广东在特定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

　　在今年2月，张道阳去广东出差，特意到佛山顺德走访。顺德正是广东省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试点，有媒体报道，这次改革里，顺德大约有548项需要取消和调整的审批报到省委省政府，其中涉及到包括前置审批在内的商事登记审批多达155项，而改革带来的结果是“登记企业的数量增长了60%。”

　　张道阳还发现，改革过后，市场监管局的执法力量分配在办公室搞审批的少了，去各个监管风险点巡查的多了。

　　他想起，在国务院进行第四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调整时，自己曾拿到一份地级市法制办梳理的市区两级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张道阳觉得，这个目录像一张大网，把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一下子给预先框住了，“怎么走都没办法快走”。

　　“经济社会活动当然需要规制。”他强调道，“问题在于，是侧重预先的、普遍性的审查，还是侧重事后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或者说是要一个明网，还是应该织一张隐形的网。”

　　“如果我们更集中力量去做事后纠正，再把违法记录完整公示，令违法者担心自己的商业信誉，是不是就有可能找回市场经济的公序良俗？”张道阳觉得，一种以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为目的的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必须匹配“重监管、轻审批”的行政模式。

　　与之相反，那种“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审批模式势必令政府有“伸手”的冲动，成为试图在微观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权力主体。

　　在他看来，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真正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靠审批是审批不出合格市场主体的”。

　　“我们不能头上没了辫子，但心里留着辫子。”他笑着说。(记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