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代表：政府应更完善农民工保障

　　访谈动机

　　10月31日晚8点多，当记者联系到康厚明时，他刚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

　　2008年，康厚明成为全国首批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的一员。今年，他又成为党的十八大代表，但他说，进城务工的普通农民工身份，才是自己要坚守下去的本色。

　　每年“两会”上，康厚明的议案从未脱离“农民工”这一群体：“立法保障及提高农民工工资”、“修农民工的廉租房”等都受到关注。

　　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康厚明坦言，目前关心的还是农民工群体的待遇和社会保障。

　　谈当选

　　当选党代表感到责任更重

　　新京报：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的？

　　康厚明：今年6月的重庆市党代会上产生十八大代表，我本身是国资委系统的重庆市党代表，知道十八大代表候选人中有自己，不清楚能不能当选，但已经有心理准备。

　　新京报：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当选经历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康厚明：相比之下，两次当选代表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次是惊喜，这次感觉责任更重。

　　新京报：提起责任，你在当选人大代表后，曾多次为农民工维权。

　　康厚明：有一次是一个农民工工作时摔成重伤，法院判了但企业拒绝赔偿，他家里人找到我求助。我把他的材料交给相关部门，经过协调让他拿到了赔偿。另外还帮助过一些农民工讨过薪。

　　新京报：面对前来求助的工友，一般你都如何为他们解决困难。

　　康厚明：我自己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通过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和有关部门去联系，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其实是希望农民工所有的问题，政府和各部门能够公正地对待、快速地解决。

　　谈变化

　　农民工敢为利益与老板交涉

　　新京报：你16岁就出来打工了，当初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决心背井离乡？

　　康厚明：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经济很困难，那个时候女孩子没有外出打工的，我又是男孩子里最大的，正好有叔叔在外面做施工活，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出来跟着他们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好让弟弟妹妹都上学。

　　新京报：那时候打工有什么不同。

　　康厚明：我1979年出来的时候，好像还不兴“农民工”这么个叫法，我们进城务工的属于临时工，有城市户口才能是正式工。那时候打工是先做工，后知道钱，也是说干一天给多少钱，都是雇主说了算，而且打工挣的钱还要交给生产队，才能拿到工分，否则分不到粮。不像现在，先知道钱，后做工。

　　新京报：是不是说农民工的想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康厚明：那时候首先粮食关系就把你卡得很死，后来慢慢放开，打工的束缚也越来越少。现在知道自己应该挣多少钱，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和老板交涉，应该说是一个意识的提高，社会在进步，追求也在进步，农民工也不能老是以一种弱势的姿态出现。

　　新京报：还能记得那时候的收入吗？

　　康厚明：一天10来个工分，也就是两角多钱。

　　新京报：城市在对待农民工这一群体方面，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化。

　　康厚明：变化很大！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待遇都提高了很多，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一些地方推出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公租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完善。

　　谈经历

　　赶工期曾3天吃睡在工地上

　　新京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务工经历是怎样的。

　　康厚明：最开始是在县城的机械厂干临时工，就是给师傅们打打下手，还挖过煤，干过装卸工，后来在市政工程公司干路面、桥梁、公路工程施工到现在。这么说吧，建筑行业的工种我基本都干过。

　　新京报：如果现在再回顾，怎么去评价这段经历。

　　康厚明：每一个外出打工的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但曲折坎坷都有。总的来说，我打工的这条路走得还是比较顺，但过去打工的人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待遇还是很差的，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看到的。

　　新京报：打工期间，遇到最艰苦的事情是什么？

　　康厚明：最艰苦的是到市政公司后不久的一次赶工期，那是一个新开发地区的下水沟工程，正好在一个湖边，如果不抢挖积水就会倒灌，还容易形成塌方，连续两三天在工地上吃饭，困了就在木板上躺一会，没回过工棚。

　　新京报：打工中有受到过歧视吗？

　　康厚明：要说印象最深的事情，并不是工作艰苦，而是受到歧视的伤心。有一次路面施工，就在我身边，一辆轿车把一个工友给撞倒了，受了伤只能躺在地上，但是车里的人好长时间没下来看一下，后来下车对我们就是一顿臭骂，问我们怎么还不走。

　　新京报：当时一定非常伤心。

　　康厚明：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不过让我觉得安慰的是，有不少围观的市民替我们打抱不平，责问对方。我心里感到很温暖，觉得还有很多好心人，知道我们，体谅我们。

　　谈履职

　　政府应更完善农民工保障

　　新京报：为了参加党代会都做了哪些准备？

　　康厚明：我本身是人大代表，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做一些调研和走访工作，我目前比较关心的还是农民工群体的待遇和社会保障。虽然这些方面近几年的进步很大，但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新京报：哪些地方还可以提升？

　　康厚明：最开始的时候，农民工是没有保障的，现在我们有各种保险已经比较完善了，但问题也有，比如参保率不高，保障标准也比较低。

　　新京报：农民工群体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康厚明：现在在城市，像建筑等一些行业几乎都被农民工给“接管”了，其中高危岗位比较多，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和各种危险，而很多农民工没有享受各种特殊工种的待遇。

　　在其他像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也应该多给一些政策，在现有基础上来完善农民工的保障，让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兼顾公平。

　　新京报：就农民工群体而言，自身还需要有什么改变来适应城市。

　　康厚明：农民工需要进一步通过技能和文化方面的学习来弥补。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愿意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也会为自己的子女考虑，让他们打好(学习)基础。这些方面还需要政府来进一步引导。

　　我希望农民工所有的问题，政府和各部门能够公正地对待、快速地解决。——康厚明

　　新京报记者 张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