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章修改背后：为改革发展定调 回应社会关切(2)

　　回应重大社会关切

　　在谢春涛看来，每一次中共党章的修改，都回应着重大的社会关切。党章修改的背后，是对禁锢改革发展过程中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回应。

　　以中共十六大党章写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这并非简单的词语上的描述，背后是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前困扰执政党很长时间，一直到中共十六大通过修改党章才彻底解决。

　　早在建国前夕，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调动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

　　但争论并未平息，富农党员在当时甚至被要求退党。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八大。这次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八大”党章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才能成为本党党员。

　　“文革”期间，50年代“红色资本家” 之说遭批判，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员的定息被取消。

　　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应运而生，私营企业亦蓬勃发展。一方面，大量从事个体经营的中共党员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带头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使得他们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开除党籍。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一直被送到最高决策层。

　　中纪委为此连开六次会议，决定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上报中央书记处。最后，开除雇工党员党籍问题按照邓小平“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和“看两年再说”的指示获得妥善解决。

　　此后由于政治风波的发生，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提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在此后十年直接影响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

　　十五大之后，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到2000年前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群体已经不容忽视。由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这个禁区存在，而背后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要放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应。”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企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后来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这六种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肯定没有，改革开放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能耐肯定比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得多！他们拥护你是一种效果，不拥护你又是另一种效果，而拥护不拥护取决于共产党对他们是什么政策。”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谢春涛受命参与到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我们遍查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献，最后发现，瓦窑堡会议在对待什么人可以入党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

　　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否定“唯出身论”的入党标准，既然如此，限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当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阶层。”谢春涛说，“‘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统的阶层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但新阶层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都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不是‘异己’。”

　　新的政策还规定，符合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1989年的老规定就直接废除了。谢春涛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毫无疑问，包含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在里面。”

　　同样，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前夕，关于“市场”还是“计划”的争论亦非常激烈。

　　谢春涛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为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基础。但在中共十四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围绕着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党内仍有争议。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回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

　　更为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曾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

　　陈锦华回忆，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90年9月30日，根据他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陈锦华说，“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江泽民打电话给陈锦华，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4月15日，国家体改委选择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北京专门座谈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开了3个半天。会上，五个省一致表示，希望中共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后，陈锦华立即给江泽民和李鹏写报告。

　　很显然，理论上的准备对此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谢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战略思想的写入，每一次都意味着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禁锢，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修改中共党章，和即将写入党章的重大战略思想，亦将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给予回应。”(记者/申欣旺 文/高许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