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基因已融入党的生命和使命中

　　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宣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强调“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

　　10年来，随着公推直选、差额选举、党员主体地位彰显、党务公开等热题步入政治生活，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政治实践，“党内民主”基因已经融入党的生命和使命之中，其蓬勃的民主活力已激荡出深远的效应。

　　-公推直选逐步推广

　　历史定格在2003年12月7日。这一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开全国之先河——直选镇党委书记。时任该区区委书记的李仲彬直白地告诉大家：“谁当镇党委书记，广大党员说了算！”除了在外打工一时回不来或是卧床不起的党员外，全村639名党员早早赶到选举会场，倾听党委书记候选人刘刚毅和李勇“决一雌雄”的演讲。然后，那些布满老茧、尚留泥土气息的手庄重地投下选票。

　　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试点此后不断被复制，成为党内民主一大亮点，获得制度的推导。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2007年10月17日，在党的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透露，5年来全国有300多个乡镇开展领导班子直选试点，其中在提名阶段实行“公推”，即组织推荐与党员推荐相结合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已得到普遍推广。

　　党内基层民主选举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公推直选试点带来的鲜活经验，为修改党章提供了实证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确认了基层直选试点成果，并提出“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在“公推直选”扩容提质的民主实践中，“南京模式”成为全国的样本。2009年8月底，南京市的363个城市社区全部采用公推直选方式选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和委员。此举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并直接影响中央决策。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逐步扩大“公推直选”范围。

　　“公推直选要过九道关，经过广泛的报名后，参选人将驻点调研，参加公推大会，接受党员和群众代表的提问和辩论，然后是党工委票决，最后是选举大会”。南京的8万余名党员、近270万群众共同演绎大规模直选。2010年5月，南京806个村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产生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加之上一年全市363个城市社区的实践，南京成为全国首个在村和社区基层党组织全面实现公推直选的城市。

　　专家认为，直选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机制，增强了党的凝聚力。调查表明，在基层党委直选中，党员参选率超过85%，党员群众对“直选”做法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94.7%。

　　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可以预见，基层直选之路将越走越宽。

　　-差额选举的演进

　　纵观十年党内民主演进的历程，差额选举无疑彰显了党内民主的深度和广度。民主和民意的基因，不仅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选举中，也融进了十七大“两委”(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的产生过程。

　　据报道，从2006年7月到2007年上半年，中央先后派出60多个考察组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放3万多张民意调查表。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基层群众中如此大规模地检测十七大“两委”提名人选的民意“指数”，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资料显示，“差额选举”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此后，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差额选举比例最多时超过10%，后来差额比例统一为5%。而十七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都超过了8%，在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差额比例达到15%。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差额选举比例更是超过15%。

　　这些变化，以及从去年10月以来，江苏、黑龙江、广东、湖南等地省委常委以差额选举方式产生，显示了党内民主再一次得到深度推进。

　　-尊重党员主人翁地位

　　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开始试行党代表质询县委工作制度和党员旁听县委常委会制度。

　　据报道，近年来该县先后召开十余次质询会，235名党代表参加了质询会，675名党员旁听了质询会。对党代表提出的291个质询问题，县委领导在质询会上回答了120个，其余问题在会后都以书面形式进行答复。“武鸣试验”让参与其间的党员对自己的权利和身份有了新的感受。

　　随着党内民主的清新标本渐次浮出水面，“党员主体地位”这一全新概念开始深入人心。2004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使“党员主体地位”得到制度化确认。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把“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而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党的十八大新闻发言人蔡名照强调，我们将按照党的部署，以党章为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党内的民主建设。

　　党员主体地位的崛起，使人们对未来和谐的党内民主、党内生活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和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平等的倾向有望得到遏制。

　　-程序民主的行进

　　陈红星，深圳市宝安区区委党校副校长。2003年，他当选为区党代表，正赶上宝安区作为广东省三个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一。陈红星表示，现在，党代表将与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年年开会，共谋地方发展大计。会后还要听汇报，到乡镇视察。而在广东省的另一个试点——阳东县党代会上，200多名党代表还对县委委员、纪委委员进行“满意”和“不满意”信任度投票。

　　其实，早在1988年，中组部就指导12个县市区进行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作出了决策：“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各地试水党代会常任制的同时，党内民主程序越来越制度化。十年来，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制度，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表明党内民主决策程序得到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一些地方暴露出来的人事、决策腐败案件，使得“‘一把手’僭越集体决策”、“领导干部一言堂”等现象日益引起制度设计者的思考。如何消解传统决策体制的突出弊端，摆上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1999年，深圳市龙岗区较早吹响了人事决策制度改革的号角，一些乡镇开始试行党内选拔任用干部票决制。2002年11月，湖北省委八届二次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十堰市、恩施自治州等四个市州的市、州长人选。更加出彩的是，2004年11月，江苏省委全委会将表决无锡市委书记人选的投票过程向媒体开放。

　　同年，中组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要求对重要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把全委会票决制扩大到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几经历练，票决制内涵不断丰富，日益显示出民主推手的效能。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党内民主的拓展和提速，不仅有利于执政党自身的成长，也将对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已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该报告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明确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

　　而十八大代表选举过程中，除了推进差额选举外，在代表结构上实现了“两增两减”、“一个提高”，这也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完成的各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实现代表结构“两升一降一保证”提供了示范。按照党的十八大代表“两增两减”、“一个提高”的要求，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的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

　　据统计，在2268名十八大代表中，基层党员占30.5%，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工人党员由十七大时的51名增加到169名。4名大学生村官党代表和26名农民工党代表登上政治舞台。这表明党内民主向纵深挺进。

　　李源潮曾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民主的状况。”党内民主需要更强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正如一位基层党组织领导说过：“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田必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