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经验提示：中国或需要独创一套全新道路(2)

　　后发大国的难题

　　其一，“危险地带”。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中，可以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危险地带”。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19世纪后期德国的决策层。他们在论证如何在海军方面赶超英国时发现，后发的德国一旦启动海军发展，将会面临一个漫长的“危险地带”，在此期间，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将会刺激英国，而德国海军的规模又尚不足以与英国海军相抗衡，这将使德国海军陷入危险的境地。

　　如果将这一概念拓展至综合国力的对比，就会发现，在后发国家赶超当时的头号国家时，往往会出现一个“危险地带”，此时，后发国家国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刺激了头号国家，但尚未能够改变旧秩序或取代头号国家。在此期间，头号国家通常会想方设法阻止后发国家的发展。历史带给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一“危险地带”，后发国家应当如何处理与头号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迅速而安全地通过这一“危险地带”？

　　其二，周边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周边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头号国家在成为“头号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与后发国家的周边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例如同盟或传统友好关系等。那么，后发国家在追赶头号国家时，该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此方面，“一战”前的德国实际上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在19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俾斯麦的精心运筹下，德国维持了与周边国家相对平衡的关系，最起码能够做到不同时与多个大国为敌。俾斯麦充分注意到给对手留下“后路”和“生存空间”，注意不给德国树立“死敌”。因此，尽管新兴的普鲁士当时陆续进行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但并没有在欧洲陷入孤立。甚至直至1905年，德国与俄罗斯还一度签订过同盟条约。

　　但是，由于后来外交政策的失败，至“一战”前，德国已同时与三个周边国家为敌，其中一个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另外两个则是欧洲除德国以外最强的国家——法国和俄国。而且，法国和俄国分别位于德国的东西两翼，使德国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地缘窘境。在“一战”期间，尽管德国依托强有力的铁路运输，以有限兵力维持两线作战，但其最后失败却在很大程度上于开战时就已注定了。

　　类似的国家还有日本。实际上，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至“二战”战败期间，始终未能解决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当然，这也是其对外殖民扩张政策的需要造成的。这一问题给日本造成的深刻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而“二战”后的苏联也是未能处理好周边关系的案例。苏联在地缘上主要有西方、南方和东方三个方向，在西方，苏联在东欧建立了卫星国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以苏联为“家长”的秩序，这种体系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在南方，苏联“伸手”过长，最终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而在东方，苏联未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使其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既要在欧洲保持军事高压，又不得不在对华方向投入相当资源，在地缘政策上是极为失败的。

　　其三，竞争方式的选择。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在后发国家追赶头号国家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竞争手段，是和平竞赛，还是军备竞赛，或是战争？如果是战争，是直接战争，还是代理人战争？美国与英国交替占据头号国家位置期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平竞赛实现的。美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实际上始于南北战争之后，但直至20世纪初，美国始终未明显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这约半个世纪的和平竞赛，为美国后来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机会登上霸主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列强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为军备竞赛，其中海军的造舰竞赛是典型案例。由于财政、工业和技术能力不同，各国承担军备竞赛的能力不同，军备竞赛确实可以淘汰一些对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中，英国不仅保证了自己的海军优势，还迫使德国在海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在“一战”中，德国耗费巨资打造的大舰队作用有限，如果将这些资源中的一部分用于地面力量，也许作为关键之战的马恩河等战役结果就会不同，而“一战”的进程也会大不一样。

　　在美苏之间，竞争的方式更为直接，那就是和平竞赛、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在和平竞赛中，美国通过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速发展，成功地在民众生活水平上甩开了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双方基本上平分秋色，均投入巨大。而在代理人战争中，美国、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栽了跟头，而使对手获益。其中经验值得体会。

　　在部分情况下，后发的崛起国家与头号国家也会发生直接冲突，例如“一战”中的英德两国。但实际上，后发的崛起国家都会避免在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主动寻衅。而掌握既有世界秩序的头号国家，往往却会用各种方式迫使或引诱后发国家走向条件并不成熟的战争。这是每一个后发的崛起国家都必然面临和必须应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