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四化”发展潜力巨大 体制障碍亟待突破

　　开拓发展战略空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四化”启动中国未来发展新动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下，中国最大的发展引擎在哪里?近期，在调研中与多位权威专家交流后，《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抓住“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的发展空间，用好“新四化”深度融合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以“新四化”作为推动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抓手，中国有望以高速或次高速再增长20年，达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四化”蕴涵四大空间

　　伴随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下滑，一些专家、机构和国外政要借机唱衰中国。其理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人口红利”和发展潜力已近尾声，甚至预言2013年就会出现“硬着陆”，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面对质疑，京沪等地几十位专家和干部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仍处于合理区间，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更重要的是，与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方不同，中国未来仍有‘新四化’提供的四大战略空间。”

　　消费增长空间。“我国正处于消费潜力释放的历史拐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未来10年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将释放巨大消费能力。“1个市民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如果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市民的60%，按2009年数据测算，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而且，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大约为35%左右，增长空间仍很大。

　　投资增长空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再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可拉动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一千万人，相当于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元。至于刚刚起步的农业现代化，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根据世界银行标准，1.2万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表明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2011年我国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而美国是5万美元左右，差距巨大。根据日韩经验，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期才告结束。

　　“新四化”互动释放的增长新动力。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认为，以信息化引领“新四化”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会产生“乘数效应”，释放新动力，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新比较优势。在黑龙江农垦双青现代农业合作社，总经理黄建明为本刊记者打开电脑，鼠标轻点在屏幕上圈出一片大豆种植区。“每台GPS大马力农机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科研所，能实现自动导航、精密播种、变量施肥、即时测产等标准化作业。经GPS测产显示，这片大豆比去年亩均增产50斤。”

　　“信息化、工业化融合提高了农业装备水平，而农业现代化又能解放农村劳动力，为加快城镇化提供新动力。”郑新立说，全国还有2.8亿农业劳动力，人均仅种6.4亩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后，可再释放2亿“人口红利”。

　　体制性障碍待突破

　　我国“新四化”潜力大，但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影响“新四化”提速至少有三大难题。

　　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小马拉大车”。山东枣庄木石化工园区和上海金山化工园区的对比，显示出二者失调的巨大成本。金山园区城镇建设与工业投资比例为1:1.5，而木石园区则为1:300。因为城镇化严重滞后，导致木石园区企业被迫“办社会”，如食堂、楼宇、物流运输等。鲁化公司负责人抱怨说，园区没有污水处理厂，公司只能投资3亿元自建。相反，金山园区管委会推行公建、环保、物流、服务等“五个一体化”，园内企业共享公共服务，成本大降。

　　“这种比例倒挂是全国性的。”城镇化探索取得可喜成绩的枣庄市委书记陈伟为本刊记者解释说，中国城镇化率约为51%，去掉农民工实际城镇化率不到40%，工业化率为47%，而美国城镇化率是工业化率的4倍多，巴西为3.22倍。“因为我国城镇化滞后，导致大量工业品在国内无法消费，形成畸高的对外依存度，引发贸易摩擦不断。”

　　二是“两个不足”拦路，“新四化”融合提速难。“中国还不是设备制造大国，只是设备组装大国。”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炎顺向本刊记者坦言，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过于关注就业和收入，忽略了两个核心任务，即新材料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大型精密装备的制造能力。全世界70%的电视机由中国制造，但占电视机成本7成的液晶显示屏一度全靠进口。

　　“我国信息技术严重落后和受制于美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伯旭说，像手机大量使用的安卓系统，摸不到、堵不住，严重威胁我信息安全。对此有专家表示，以信息化引领的“新四化”，明显存在创新不足和融合不足。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已从2007年的世界第73位下滑至2010年的第80位。

　　三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导致内需释放不足。“我们还没有从战略上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亭说，原有体制使城市占地和吸纳人口脱节，还在城市造成新的二元结构，引发矛盾。“成人身体、小孩衣帽”的体制安排，也阻碍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说，珠三角一些小城镇的实力超过内地不少县和地级市，如虎门镇40多万人口，财政收入几十个亿。“但受编制和权限制约，许多公共服务难以开展。”

　　“转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新四化”如何发挥融合创新的后发优势?相关专家提出四方面建议：

　　其一，以“双引擎战略”为主线，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最大限度拓展内需空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浙江省德清县委书记张晓强等人认为，一方面应以城市层面为主，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历史性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国家层面为主，支持做大县城、强化重点镇和新农村建设。这个“双引擎”能有效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2亿多农民工市民化应是新型城镇化的优先选项，其中3000万举家外迁的要率先解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这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财政的改革创新。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提出推行“大县城战略”。“现在京沪等大城市都遇到管理难题，做大县城是一个推进快、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且符合国情的战略。吸纳人口多，还能避免‘大城市病’。”

　　其二，推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防止出现新一轮“造城运动”。一些专家提醒，新型城镇化应防止“两个风险”：一是借拉动内需陷入“造城运动”;二是盲目追求“大城市化”，陷入病态公共治理怪圈。

　　其三，突破产研分离、行政审批体制，力促“新四化”深度融合，抢占全球经济竞争新高地。郑新立建议研究美国的科技产业化经验，“除国家分段实施大型科技工程外，美国最突出的两条经验：一是军民结合机制。美国以国防工业为平台，军方给民间下研发订单，充当高科技的资助者和集成者。其成果除军用外，延后无偿转为民用;二是风险投资机制。一项新技术产生，华尔街的风险投资者就会围上来，找出产业化路径和盈利点包装上市，融资后再投入研发。”

　　“我国科研投入巨大，但不少掉进部门审批的利益陷阱，许多最终变换成开会、旅游、吃喝和论文、职称。”北京、浙江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当务之急是改革部门审批方式，形成以企业为主、军民融合、部门服务、市场导向的创新体制。

　　其四，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为城镇化提供新动力。“当前一些农村政策排斥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这是自缚手脚。”郑新立说，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鼓励工商资本下乡进入农业领域，才能有效带动农业现代化。不少专家和干部建议，未来5年，应总结部分地方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尽快启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

　　四川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向本刊记者建议，在农村“出口端”推行土地、宅基地确权赋能，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在城市“入口端”则完善住房、教育等配套建设，保证进城“新市民”获得同城待遇。一些专家认为，不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农民进城就缺乏财产和资本，农业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农民永远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宋振远 刘书云 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