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门”后民意推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一纸申请引发的思考

　　三峡大学校园里，出生于1991年的刘艳峰毫不起眼。就是这个身高160厘米的年轻人，成了2012年度“表哥”事件的推动者之一。

　　2012年8月27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深陷“手表门”，在不同场合佩戴的多块名表经专业人士鉴定总价不菲。

　　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大二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出了一封要求公布杨达才年度收入的申请书。

　　9月20日，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拒绝公布的回复，称杨达才的收入不属该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10月9日，刘艳峰委托律师就“公布杨达才收入”一事向西安市莲湖法院和新城法院分别提起行政诉讼。随后，两家法院均接收了相关材料，表示7日内答复。

　　11月初，在一直未得到任何回复的前提下，刘艳峰基于“学习压力”向法院提出撤诉。

　　整整两个月的坚持并没有换来刘艳峰所期待的结果，不过，他告诉记者，这样的结果在他递出申请之初就已经料想到了，“仍然坚持去做，是因为只有有人去做，才能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向着理想的彼岸前进！”

　　“在做这件事之前，我有评估，仔细研究了2008年5月1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认为这件事值得去做，才决定去做。”刘艳峰回想当初自己做的决定时说，“我想到了会带来影响，可没想到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事态的扩散让他多少有些始料未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也让他始料未及，方方面面的压力让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坚持。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媒体的报道，网络的围观，让大家都知道，公民是可以这样做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我们的社会就离公平不远了。”

　　要求信息公开的队伍日益壮大

　　在“表哥”事件中，刘艳峰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些高校法学、会计学的教授学者给他打电话，向他了解很多细节，并告诉他说，他们要将这件事写进教学案例，告诉学生们这是公民的权利。甚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也给他打电话，询问事情经过、关注事情进展。

　　“要求信息公开的事情一直都有人在做，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因为‘表哥’的关注度，我的关注度就高了，其实，我也是跟在前人的后面在一步一步地走。”

　　刘艳峰所说的“前人”叫雷闯，当雷闯还是浙江大学一名本科生时，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爱较真儿的他提出了办理健康证的申请。2009年9月1日上午，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他拿到浙江省乃至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而在2012年4月，上海交大研究生雷闯申请公开中央53个部门部长工资随后被拒。

　　因为受到雷闯的影响，多年来，刘艳峰都致力于关注乙肝携带者公平待遇的公益活动，2012年9月19日，他向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幼保健院寄出信件，发起“乙肝宝宝”维权活动。事实上，在他就读大学的两年里，他在学校和宜昌市都组织过相应的关爱行动，在他看来，真正的公益就是谋求社会的公平，而不是简单的组织捐款，或者机械性的慰问，抑或是到哪里打扫卫生甚至是到大街上捡垃圾。2012年8月的一天，刘艳峰和几个大学生给教育部送“鸭梨”，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目的也只是为了高考公平。

　　雷闯带动了刘艳峰，刘艳峰又带动了其他人，现在，与他们“同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2012年10月初，重庆工商大学大二学生杨璠申请公开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2011年工资。南京邮电大学大二学生段国超寄出了关于公布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个人收入的申请。

　　2012年12月初，中山大学学生钟国庆、四川大学学生张孝欢分别向甘肃省、兰州市相关部门申请公开兰州市市长袁占亭的2011年工资收入。

　　2012年12月13日，女大学生李慧芳向济南市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豪华办公大楼的实际建筑面积、真实造价和背后资金来源等信息。

　　然而，刘艳峰告诉记者，这些进入世人视野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其实，现在每天都有人向各级政府在申请各类信息公开，只是很多都不为人所知，这些能够通过媒体进入大众视野的少之又少，据我所知，一百多个申请中，也就只有不到两位数的能通过媒体报道曝光出来，让大家知道。更多的申请如石沉大海，连受理与否都无从知晓。”

　　不过，刘艳峰和他的同行者们并没有选择放弃，“因为很多事情，只有去做了，才可能有真正产生效果的那一天。”

　　回归制度才是真正的觉醒

　　一段时间以来，刘艳峰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经常会提到，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依然会这么去做。

　　“如果你觉得世界不公平，那么请用你的双手去改变，而不是用你的嘴巴去抱怨！”刘艳峰的微博签名是自己的座右铭，这是因为他发现，当下社会有这么一种现象——遇到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抱怨甚至谩骂，真正行动起来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当这个问题涉及自身利益时，真正愿意放弃小利益去改变现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就拿在公交车上让座来说吧，现在许多网友喜欢在网上对不让座的人进行指责，可到现实中轮到该自己让座时，经常会装作没看见。申请公开官员工资也一样。电脑屏幕前，很多网友看到杨达才有11块名表，都会加以指责。可当需要有人申请公开工资时，许多人都会担心惹上麻烦，不愿站出来。习惯抱怨与谩骂的人多一个，用行动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就会少一个。一万句抱怨都顶不上一个行动，如果我们社会抱怨的风气压过了实际行动的风气，那么，因不断抱怨而产生的社会戾气将越来越重，靠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的风气则会越来越弱，这会把社会推向危险边缘。”

　　据此，他谈到了当下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反腐大量依靠网络围观。”刘艳峰感觉，如果仅仅都靠网络去揭发的话，是中国制度的悲哀，“网络的一时热闹，网友们仅仅是因为天天盯着名表、豪车、艳照产生围观效应，而不是我们制度本身的健全，这种喧嚣的轰动，无法从根本上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

　　因而，面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网络信息保护立法，在刘艳峰看来很有必要，因为他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始终是制度，而不是网络上的围观效应。

　　“这说明了这些‘90后’年轻人的理智。”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这样赞许刘艳峰们的想法，“对于执政党而言，廉政和纯洁很重要，应当说，从十八大乃至近一段时间以来的重要表述中可以看到，中央和这些年轻人所具备的理性是一致的。”周运清认为，这种理智推动社会公平进步的行为，对民主和廉洁的推动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张翀